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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2016-08-04母国政

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 2016年7期
关键词:马先生语文课鲁迅

母国政

要问中学语文课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我真说不出。

下定义,是专家们的事情。

我上中学时把语文课分成两种——我爱上的,我不爱上的。

这种分类方法,全凭感情用事,没有任何根据。决定我好恶的,仅仅是任课教师。

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的老师们,也没有能力识别他们教学的优劣。在这种情况下,说自己爱上某位老师的课或不爱上某位老师的课,不仅轻率,甚至荒唐。可是,当时我就这样把语文课分类了,或者说,把语文老师分类了。

上高中的最后两年,我跟随一位据说在我们这里很有名气的老师学习语文。听同学们说,这位老师常常在“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我并不很懂“常常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不过我听了仍是肃然起敬。

这位老师的一切,都无可挑剔。小背头总是一丝不乱,长短也总是恰到好处;脸庞丰腴,又红又白;五官端正,搭配适宜;鼻梁上的眼镜使他显得凝重肃穆,加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蓝布制服,别人一看,便知他是以为人师表为己任的。

他的板书也极规矩,字不大,却圆润娟秀;横着写,就像拿尺子比着,笔直笔直的。

条理分明,充实严谨,是他讲课的特点。几乎每篇课文他都从时代背景、作者介绍讲起,然后解释生词,逐段分析,在黑板上写出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让我们一一抄在笔记本上。

他讲得那么认真,嗓门大得惊人。在炎热的夏季里,他会满脸潮红,汗珠凝聚在白皙的前额上,顺着两腮流淌。望着他,有时我会胡思乱想——这位老师讲课,怎么像干体力活儿似的?

过了一个学期,我便不愿意上他的课了。我觉得他总是让我们忙忙碌碌地抄写,抄时代背景,抄段落大意,没完没了。而他讲的所谓每篇课文的写作特点,我虽然不懂,但从笔记上看,几乎都大同小异,不过是几句套话的不同排列而已,我很难区分它们。

我希望在语文课上还能听到一些课以外的东西,那会有意思得多。可惜,这位老师从来不说题外的话。当然,我对这位老师印象不佳,还有其他原因,但那是老师们之间的事,我无庸置喙。

我更怀念在他之前给我授课的几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他们是常常说题外的话的。听着老师们说古道今,旁征博引,我常常觉得如沐春风,如得雨露,不仅对老师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好像心中还充实了什么东西。那种灵妙的感觉,至今仍然令我心动。

我在北京四中念初二上半学期时,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休产假了,代课的是一位身体十分结实的老先生——续玉虎——短短的白头发茬儿晶莹闪亮,和他紫檀木似的脸以及一身笔挺的黑呢子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在自我介绍时,他微笑着向我们宣布,他是我们的学长——1917年于本校高中毕业,是本校足球队队员。他又告诉我们,大诗人冯至先生,也是我们的学长,比他低一年级。他特别强调说,就学问而言,他这个学长照冯至学长就差远了。这个开场白,一下子就获得了我的好感。

比起众多的中学语文教师,续先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不算高明,但有时在讲课之余,他说起本世纪初他们在四中的一些往事,非常有趣,令人神往,很快我就爱上他的课了。

一次,在讲完正课之后,他又谈到冯至先生。他说,他高中毕业后,“ 侥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依然以踢足球为乐事,对学业并不重视;而冯至先生呢,第一年高考不幸落榜,但冯先生并不气馁,足不出户,刻苦攻读,第二年终于如愿考入北大,尤其可贵的是,冯先生将刻苦精神持之以恒,最终取得了大成就。他自己呢?纵然也有过雄心壮志,但终因没有踏踏实实读书,到老一事无成,只能惭愧度日了。

讲这些话时,他走下讲台,置身于一排排课桌之间,仿佛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懊悔。我们都静静地望着他,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暮鼓晨钟似的响在我们心上。我们知道,这些话,他是为我们说的。

他忽然走回讲台前,闪闪的目光在我们的脸上一一巡视着,问我们:“你们当中,有喜欢写作的吗?有吗?这几十年,我搜集了很多生动的民间语言,记了整整两大本子。我愿意奉送。喜欢写作的同学,下课来找我吧。”

那时我正热衷于踢足球、打乒乓球,而且认为作文的命运根本无法自己把握,全看老师对你印象如何,对那两个大本子,我当然毫无兴趣。至于是否有别的同学保藏了那两个本子,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每想起它,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既美好又伤感的情愫。我觉得,那位身穿黑呢子中山装的白发老人,对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小学弟们,怀着的真诚的厚望,在人世间是十分珍贵的,也许我们辜负了他,但他给予我们的那份感动,永远照耀着我的心。

上初三的时候,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杨锡之先生。杨先生如何授课,今天我已经丝毫回忆不出,我只知道,我喜欢他。后来,我有幸见过一些我国老一辈的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但论风度的儒雅,迄今而止,我还没见有超过杨锡之先生的。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工作人员每人都穿的松松垮垮的灰布制服,也遮挡不住他出众的风采。他个子高高的,清瘦,背稍稍有些驼——驼得那么有味道,斯文,持重,从容不迫。那时,他头发已经灰白,面容却依然俊美。难得的是,浓重的书卷气,几乎遮掩了他的俊美,那张脸上现出的是一种奇特的魅力——睿智,宁静,慈和,还有几丝不易觉察的孤傲。

我们班,有一多半同学是来自农村的,其中有两位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一些,至少其中一位当时已娶妻生子了。他们俩是杨先生最喜爱的学生。那时,写作文是要在课堂上完成的,他们俩却享有特权,可以在作文课后继续写下去,因为他们每篇作文都写得很长。一个作文本,我们可以用两三个学期;他们呢,两三个作文就写满了。杨先生总是称赞他们的作文内容充实,语言流畅,给他们改作文时,花费的心血也多。他用红笔随处圈圈点点,还用他潇洒的毛笔字写上眉批,总批,都是密密麻麻的,光看作文本上那蓝字红字的错错落落,就是一种美妙的诱惑。那两位同学得到杨先生的鼓励,作文就格外用心了。

有一次——我忘记是讲哪课书了——杨先生忽然谈起写作的甘苦。他几乎是用抒情的语言描绘了深夜,描绘了寂静,描绘了孤灯,描绘了寻章索句的艰辛与快乐。他的目光与往常不同,回忆使它有些飘忽,动情使它如水般湿润。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注视我们,他的目光越过我们头顶,穿透了厚厚的墙壁,不知望向什么地方。我觉得,那些话,他不只是向那两位农村同学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说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是空茫的,带着些许欢乐,些许忧伤。他心里想些什么呢? 我们都怔怔地望着他,期待他的下文,然而,他微微一笑,目光转向我们,戛然而止了。

在我的中学语文教师中,令我最念念难忘的是北京十三中的马钧先生。

直到今天,我仍说不清马先生的年纪。给我们授课时,我就觉得他的年纪很大了,因为他已经歇顶,清瘦的脸也不光坦;但他穿着米色绸衫、浅色卡叽布西裤,亮洁的三接头皮鞋,特别是镜片后面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又使他显得非常年轻。不仅如此,他动作敏捷,有时动作幅度很大——也许他真是很年轻的。

与当时绝大多数严谨庄重的中学教师不同,他具有一种潇洒甚至疏狂的气质。那时尚无“启发式教学”之说,在讲台上,他洋洋洒洒,滔滔不绝,旁若无人,讲课文,讲与课文有关的各种知识,甚至对时事发些议论,似乎都是信手拈来;有时讲着讲着,他会突然转身,飞快地在黑板上写下两句古诗,或某位我们还不知道的作家的名字。我们都觉得马先生的课精彩极了。

记得在讲老舍先生的《我爱新北京》时,他念了几句课文,忽然激动起来。他尖锐地批评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的新作《春华秋实》《无名高地有了名》《青年突击队》等。他说,老舍先生固然热情可嘉,但这些都是平庸之作,有谁相信,曾写出过《骆驼祥子》的作家,会写出这么一堆玩意儿!他告诫我们:读老舍,要读《骆驼祥子》,读《月牙》,读《断魂枪》,《青年突击队》之类的东西不必读。

令我惊讶的是,马先生在50 年代中期的即兴之谈,二三十年后,才成为某些老舍研究者的严肃话题。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是一批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对文坛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对马先生的高论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他目中无人。

确实,马先生傲气十足。我们在课堂上写作文时,他常常捧着一本精装的原文莎士比亚,有时专心阅读,有时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大槐树沉思默想。那神气,早已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了。

他说,朱生豪先生把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介绍到中国来,功不可没,但误译错译之处不少,他很想搞一套新的译本,可是没有时间——得判我们那些一挥而就的破作文。言下之意,是我们妨碍了他。

出我们意外的是,他也有“ 目中无己”的时候。

在他给我们讲授的一册语文课本上,收有一篇他写的散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标题为《狄西》,写的是他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结识的一位匈牙利的青年。能被辞章学家们选作高中语文教材的文章,当然都是十分精粹、十分规范的,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耀。在没讲这课之前,我们都猜想,马先生一定不会错过给自己树碑立传的机会,至少要把青年联欢节上的趣闻趣事畅谈一番。没想到,在课堂上,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篇东西没什么可讲的,也不该收进课本。翻过去吧。”这就完了,讲下一课了,让我们大失所望。

对中学生来说,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杂文,是最艰涩难读的。马先生可能是鲁迅先生的热烈崇敬者。在课堂上,有时他会对鲁迅先生的“论敌”发表很激烈的批评意见。有一次,他气愤地说:“鲁迅先生逝世后,周扬还有脸给先生抬棺材,装模作样!”我们都大眼瞪小眼,不知他为什么义愤填膺。几年之后,学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我才知道,那是属于“两个口号”之争中的事情。当时我们怎能理解呢!

讲起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博论宏议,神采飞扬,自得其乐,可惜,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讲到鲁迅先生作品的含义深远时,他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你不读完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你就不可能全部读懂这篇文章!不可能!”

我,不只我,我们全班同学都傻呆呆地望着他,既觉得他危言耸听,又觉得像是有些道理——对刚刚学完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我们正有一些不解之处。于是,教室里像突然刮起一股清风,翻动书页“哗哗”响,我们都睁大眼睛,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当时是否有新的领悟,已不记得。

以上三位语文老师,是我喜爱的。我愿意上他们的课,盼望上他们的课,就像期盼一场球赛,一个晚会,一次郊外远足。现在想来,他们的课所以有魅力,其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重视语文课中的文学成分,利用它开拓我们的视野,启迪我们的灵智,丰富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亲近文学,热爱文学。

正是在他们的熏陶和辅导下,有的同学开始写作,投稿,参加报社和北京图书馆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他们精力充沛,热情似火,头脑灵活,组织文学小组,组织话剧团,干得有模有样。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改弦易辙了,但对文学的痴迷,曾使他们中学时代的生命分外活跃,分外充实,并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

在这方面,我觉醒得晚。可是,一旦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那些封闭多年的记忆立即苏醒了。续玉虎先生、杨锡之先生、马钧先生生动的身影,亲切地浮现我的眼前,原来他们很早很早就在我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只是我太迟钝了,那么晚,才让它破土而出,拱出芽儿来。

我的妻子也是中学语文教师,我问过她,你的学生中有喜爱文学的吗?有人向报纸杂志投稿吗?她说,80年代还有,极少。90年代以后,一个也没有了。

难怪。90年代以后的中学语文课,以争得中考高考分数为唯一目的,哪里顾得上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

我为自己庆幸。毕竟,我曾经有过我喜爱的语文老师;毕竟,我曾经上过那么多打动我心灵的语文课。

(选自《北京文学》,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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