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

《住货车的女士》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艾伦·本奈特的经典之作，20年间曾无数次被搬上英国戏剧舞台。为了永存这一经典剧目，让世界观众一睹英式喜剧的魅力，导演尼古拉斯·希特纳携舞台剧《货车女士》原班人马重新打造了电影版《住货车的女士》。当年在《历史系男生》（2006）中参与演出的青涩少年们更是一呼即应，悉数前来，扮演了医生、小贩、社区居民等角色；加上英国瑰宝级演员玛吉·史密斯女爵的参演，使得该片大热，自2015年上映以来斩获金球奖喜剧类最佳影片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多项荣誉。

影片取材于作家艾伦的真实生活经历，他无意讲述宏大历史，也没有曲折离奇的剧情，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自然，就像是作家坐在窗前写字台旁漫笔磨开的一段小而久远的故事——

1980年末，一辆军绿色的小货车歪歪斜斜地驶进了伦敦北区的格洛斯特新月街，它常在附近住户家门口一停就是几个礼拜，然后又向坡道更深处滑行一段，再停下来。货车里住着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太，她古怪刁钻，每当街角处有音乐响起，她总是暴怒不止。社区里的居民对这位不速之客十分头痛，直到有一天她驶进了23号住户家的车道，一场有趣而漫长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刁钻老太遇上好好先生

影片的主人公玛丽·谢波德女士是一位开着小货车在街头到处流浪的无家可归的老人，她衣衫褴褛、浑身恶臭且性格古怪、言语刁钻；人们仅知道她年轻时曾是位修女，战争年代当过女救护车司机，除此以外，谢波德女士的过去几乎是个谜，而她骨子里的傲慢高贵与其流浪者身份完全不符，她对生活洋溢的热情更是让人无法理解。当然，在伦敦北区这个艺术自由风盛行的社区，不止有古怪刻板的老太太，还有私人车道的主人班尼特。他自称是一位具有双重人格的剧作家，对此影片展现的可不是头脑中两个小人儿说说话这么简单，而是直接呈现了两个班尼特，一个像是生活的旁观者，用近乎冷酷的理智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且伏案将它们一一记录；另一个则是呆萌老实、一副热心肠的好好先生，每天周旋于各种生活场景中。用班尼特自己的话来说，这两个形象分别是作家自我与生活自我。

谢波德与班尼特就这样在一门之隔下朝夕相处了15年。谢波德有自己的亲弟弟，但她却宁愿住在货车里。同样地，班尼特是个独居作家，虽然母亲希望能够来照顾他，他却以写作为由一再拒绝。当年迈的母亲因阿尔茨海默症被送往老年服务中心，陌生人却常年住在他的院子里时，班尼特感觉自己异常失败。他时常能够在窗口看到谢波德老太太近乎嚎叫的忏悔，直至她去世，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谢波德原名玛格丽特，还是少女时曾跟随法国音乐大师学习钢琴，并且在皇家音乐厅举办过自己的演奏会。后来，她做了修女，因为太沉醉于音乐而被大主教除名。然而，命运真的好像施了魔咒一般，最终一位青年撞倒在她的货车下，她误以为是自己的过失，放弃了热爱的音乐，终身自我放逐并为之忏悔。

15年中，班尼特曾认为谢波德老人就像是自己生活中的附属品，她太平凡，根本不值得写进作品里。然而，当过往的闪亮岁月都失语后，作家猛然间从谢波德身上发现了生命的重量，并且幻想着自己能够归家照顾父母，让时间止步于出生的时刻。

双向绘就“救赎”主题

“音乐，人们怎么能够忘记它，它跳跃在指尖，深入我的骨髓，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它们，那些C大调、D小调，就像是明亮的房间和黑暗的房间。对于我来说，音乐就像一座宫殿，而唯一令我担心的是演奏比祈祷更容易。”这段话正是谢波德女士弥留之际对班尼特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倾诉，她用洗尽尘垢的双手紧握班尼特的手，仿佛在这一刻，她也同时洗尽了自己的“过失”，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再回到影片开始处，班尼特在教堂门前停步，良久地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谢波德女士。可以说影片的主题之一就是在探讨心灵救赎的问题。不过，它不只是谢波德女士令人唏嘘的反转人生，更是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的班尼特冷漠心灵的救赎之路。

当整条街的人都不愿意收留谢波德女士时，是班尼特让出了自己的私人车道，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善良或软弱，更在于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他自觉有某种责任感来关照老太太，帮助她维持正常的生活。班尼特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谢波德招人厌烦的固执性格和对他的指手画脚，他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帮助老太太走出其固有的窘迫生活。而如果换个角度回顾这个故事，在喜剧的包装之下，班尼特其实和谢波德很相似，他们都执拗地醉心于自己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中，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拉开了距离。

这种与世道人情的距离感或许是班尼特内心最深处的愧疚，这种愧疚一旦上升到了道德自省层面，便赋予影片更为深层的内涵与韵致。作为对比，影片的复线是班尼特和母亲的关系。年迈的母亲一直希望和儿子同住，但始终未能如愿。正是对母亲的深深愧疚促使班尼特接纳了谢波德，他慢慢被老太太对生活的执着和热情所打动。年轻时的他认为有意义的生活都出自文学，而现实生活是苍白无趣的，因此他疏离生活，远离亲情，让自己的一切都围绕着创作转。在与谢波德共处的十五载中，他渐渐体会到生活和亲情的乐趣，无论是静静观察老太太将货车涂成柠檬黄时展现出孩童般的笑容，还是和老人一起在坡道上玩耍，都让他重拾生活的乐趣。谢波德那无拘无束、自由洒脱的生活态度，或许正是班尼特所追求的；毫无疑问，他最后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这正是谢波德给予他的。

因此，这个看似是班尼特帮助谢波德完成救赎的故事，其实也是谢波德引领班尼特重新找寻生活意义的一次心灵回归历程，因此两人同时担当着救赎与被救赎的角色。为了表现他们彼此间这种动态的双向救赎，影片还别出心裁地将班尼特设定为双重人格的作家，由两种性格角色的对白来替代戏剧中的旁白。直至最后，那个负责写作的班尼特消失了，合二为一的班尼特重回现实，像一位归家的孩子，守护在母亲的身旁。电影的主题在谢波德得到救赎的主线中转回到班尼特的自我救赎上，同时完成了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省。

精英阶层的人文情怀

除了精英化的自省，影片在场景的选取上也传递出了作家艾伦对社会、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度思考。比起他早期《历史系男生》的象牙塔类单一叙事，《货车中的女士》将场景扩大到了整条街区，在这个开放、多样的动态场景中，通过谢波德的活动和班尼特的观察，串联起整个社区的邻里和社会关系，从而展现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社会结构。正如艾伦自己所说：“这种社会结构滑稽搞笑……是这些（社区的）新晋中产者们发现了，自己沉浸在物质享受里的生活，与他们对艺术理想纯粹至善的追求，两者间的不一致，而这当中的缝隙恰恰给予谢波德女士生存的可能。”

影片中，作为流浪者谢波德栖息之所的格洛斯特大街，是伦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产者的聚集地，音乐家、剧作家、歌剧演员、银行家……他们崇尚人的尊严与价值大于一切，他们的头脑中有一套理想社会的图景，希望人来到世上不止要拼命赚钱生存，更应该让灵魂获得审美的愉悦。然而，正是这些所谓为人类境况设想美好未来的中产者们，在现实中却不愿让谢波德这样的流浪者妨碍自身门庭，他们一边在揶揄谢波德的窘迫中获得自身成功的满足感，一边又为内心尚存的善良而自感高贵。所以，当社保部门的职员指责班尼特对谢波德充满敌意，并认为是整个社保制度在多年照顾老太太时，班尼特终于怒不可遏地说：“一个在过去15年，每天由我来应付的人，却要让一个自以为专业的人跑到我家，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影片实际上反映的正是班尼特以及整个社区的中产阶级精英的一种精神桎梏，他们本应相互扶持，却因某种内心的阻隔而遮蔽了人性的温情。

显然，艾伦本人对社会理想的建构和现实中社会机构的运作有着长期深入的思考。艾伦早在牛津读书时就初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海德格尔在其著作《 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强烈抗议旧时代世俗文化的世界，他认为正是工业社会的财富标准将人的价值和资本紧紧捆绑，它取代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来所追求的自然人性，更将人在生活中的一切独特形式都进行均一化的机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层愈加明显，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立关系。剧中的谢波德女士和社区中产居民的关系即是如此，谢波德就像是身处当代世界的第欧根尼（希腊哲学家，他创立了犬儒派哲学，认为好人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物质享受和财富，只有抛弃这些尘世俗物，才能达到美德的极致、获得完美的幸福），她的生活理念必然与中产者享受人生的方式相背离，因此，剧中那些衣冠楚楚的中产者们无法理解谢波德为何常年身居货车、与垃圾为伍，甚至嘲弄她身上腐旧的气味，一切高贵与美好都与她无关。

正是基于社会阶层所呈现的紧张关系，海德格尔提出了“允让”的概念，即人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包容并给予对方选择的自由；将他人看做自身来对待时，人们就会做到“允让”，包容对方独特的生活方式。艾伦接受海德格尔的理念长达30年，其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早已深入他的作品中。电影结尾处，当医生来接谢波德女士时，那些朝夕相处十五载的社区朋友们终于放下了偏见，真诚地为谢波德女士送行，车门关上的瞬间，人们感受到谢波德女士身上所散发出的高贵的流浪者气息。

影片中的那些矛盾和不快乐终于在这一刻消散，而观众也同样在这一刻心有灵犀地体会到作家艾伦对“允让”精神持续思索的深意。伦敦新月街因为接纳了谢波德女士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的栖居地，它更是对素有尊重个体价值的英国文化的承接。剧中男主人公班尼特正体现了知识精英的这种人文情怀。对于谢波德的历次惹麻烦，他却总是给予耐心的帮助，甚至为了谢波德而不停地与护工、修女、神父以及退休的交通管理员打交道，尽管谢波德总是说：“我没有时间道歉和感谢，我只向上帝致歉。”“为什么要送我花？鲜花只会枯萎。”在这位刁蛮又爱指手画脚的老太太面前，班尼特做到了允让和维护。在一个个暖心的电影瞬间里，流淌着人性闪闪发光的温情，犹如冰冷现实中的点点灯火，照亮我们共同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