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雪梅

2009年2月22几，游客在北京恭王府参观

北京的王府不少。根据195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普查登记，当时北京尚有清代王府55处。可惜打开大门的很少。

幸运的是，有一座号称“世界最大四合院”的王府，一年四季都敞开大门，迎接游客前来参观。

它就是始建于1776年的恭王府，也是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整且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感叹：“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历经近30年的腾退修缮，2008年8月20日，恭王府终于揭开神秘面纱，对社会全面开放。

“这时距周恩来总理留下‘对社会开放恭王府的遗愿已过去46年。国家将恭王府列入对社会开放计划已近30年，不计物价上涨因素，累计投资保守估算要6亿元以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原党委副书记吴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当初启动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时，人们很难想象的时间和支出。

恭王府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王府？

为什么周总理留下开放恭王府的遗愿？

为什么谷牧同志年近90岁高龄时还说“恭王府不开放，我无法向周总理交代啊。恭王府不开放，我死不瞑目”？

恭王府对公众开放，又历经了怎样的曲折？

吴杰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恭王府的历史变迁，以及近30年的腾退开放往事。以下内容均为吴杰口述。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恭王府是我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对社会全面开放的王府古建筑群，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占地面积约61000多平方米，其中府邸32000多平方米，花园28000多平方米。

2006年11月，一名工人站在修缮基本完成的恭壬府多福轩正门前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这座著名王府是清王朝从康乾盛世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见证。在清代，这里先后经历了三位主人，分别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嘉庆年间庆王永璘、咸丰年间恭亲王奕?。

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颁旨恭亲王奕?负责与英法联军等外国列强进行谈判，恭王府成为奕?与英法联军谈判的重要场所。

清朝灭亡后，恭亲王孙子溥伟仍梦想复辟清王朝统治，为筹措经费及过上奢侈生活，他将恭亲王留下的古玩珍宝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又拿恭王府龙票为抵押向天主教会借了4万银元。复辟未成，但4万银元10年后利滚利已变成20多万银元，这位末代王孙无法偿还这笔债务。辅仁大学利用其与教会的特殊关系，以108根金条代他偿还了欠债，但恭王府的产权转移给了辅仁大学。

民国年间，这里与毗邻的涛贝勒府成为辅仁大学的校舍。

新中国成立后，恭王府的府邸和花园被分割开来，府邸让中国音乐学院（简称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简称艺研院）等用了，花园则让公安部宿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简称幼儿园）、北京市冷风机厂（简称风机厂）、天主教爱国会等多家单位用了。

王府内还住进上百户居民，见缝插针盖了不少临时住房。“割据”的无序局面，导致恭王府安全隐患问题突出，文物保护工作受到极大威胁。

“要将这个园子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陈鸿舜、凯茨合著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中说：“有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分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恭王府，她就是著名的《红楼梦》。”

1962年，曹雪芹忌辰200周年的前一年，《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柳先生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仅再次推动大观园遗址在何处的寻踪之旅，也掀起了关于“京城何处大观园”的讨论。

讨论越来越热烈之际，电影越剧《红楼梦》也风靡一时，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徐玉兰因分别饰演林黛玉和贾宝玉，红遍了大江南北。

喜欢看《红楼梦》的周总理接见了王文娟、徐玉兰，并邀请她们到中南海家中共进午餐。餐间，周总理说：“你们演了那么多遍《红楼梦》，走，我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大观园。”

那一次，陪同周总理去恭王府的有红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周总理在考察恭王府时说：“此园是不是大观园不要轻率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否定，要让红学家们去争论。但是，要将这个园子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周总理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文物保护好，将来要对社会开放，拉开了恭王府文物保护和全面开放工作的序幕。

随后，郭沫若、陈书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陈毅先后到恭王府参观考察，他们对恭王府是不是大观园都非常感兴趣。郭沫若考察后还题诗一首：“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

“一砖一瓦都不要再破坏了”

谷牧同志在《谷牧回忆录》中，专门用一个名为“完成保护恭王府等几件周总理交代的任务”的篇章，回忆了周总理交办他对社会开放恭王府的遗愿，以及为完成周总理遗愿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谷牧回忆：“贯穿20世纪80年代（我在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任上）延续到90年代（我任政协副主席及卸任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为抢救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和建设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倾注了不少精力。我曾经为解决恭王府问题，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开联席会议，一再讲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当然，周总理交代我的事情并不止这些，我之所以集中谈这三项，主要是都跟文化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过去对梁思成保护北京传统建筑的建议重视不够（有的领导甚至反对），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需要进行修正。”

1980年6月，全国政协文化组的王昆仑、单士元、朱家溍等委员视察恭王府后，看到其危在旦夕，痛心疾首，随即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递交了《呼吁书》，呼吁保护恭王府，重建“大观园”。

《呼吁书》说：“这座如此珍贵的古建筑，二百多年来没有毁于封建王朝，没有毁于八国联军，没有毁于军阀混战，没有毁于日本黩武主义者，没有毁于外国传教士，也没有毁于国民党反动派，如果毁于我们之手，那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先人，那简直是一种罪孽”。

《呼吁书》用词非常犀利，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由此拉开了恭王府腾退搬迁和全面开放的大幕。

1980年7月1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恭王府时指出：“越看越觉得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要再破坏了。”

根据谷牧同志的要求，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召开了恭王府搬迁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计委、文化部、公安部、北京市政府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谷牧同志关于落实周总理“对社会开放恭王府”遗愿的指示。会议决定，加强对恭王府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占用单位必须保证恭王府文物不能再受到任何损坏。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腾退工作，可以采取先易后难，“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指导方针。

会后，各相关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对完成周总理遗愿表示支持。

“搬迁问题未解决之前，仍要不停顿地修复”

“革命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改革开放年代那么多的困难都度过来了，唯独完成周总理遗愿开放恭王府这件事情，办得很艰辛。”对于恭王府搬迁腾退工作，谷牧曾经很感慨。

尽管各方面表态支持恭王府开放工作，但从占用恭王府的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一开始，单位利益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就难以协调，这使得恭王府对社会全面开放举步维艰。

为此，1981年9月29日，谷牧主持召开了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搬迁工作会议。会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根据会议确定的事项，分别同有关单位进行多次磋商。

国管局当年12月7日向谷牧呈报的《关于恭王府住户搬迁情况的报告》中写道：“鉴于恭王府的单位和住户将陆续搬出，为做好腾出房屋的交接工作，特提出以下意见：1. 恭王府内腾出房屋，无论原产权属于哪个单位，均移交恭王府，建议由文化部负责接收和管理。今后恭王府的保护、管理、修复工作，亦由文化部负责安排。2.恭王府内的单位和住户，按隶属关系，由其所在单位及上级单位负责动员搬迁和妥善安置。搬迁后的遗留问题和房屋产权等问题，由其所属上级单位负责处理。”谷牧批示“同意”。

1982年2月13日下午，谷牧在中南海听取恭王府腾退搬迁和修复工程的汇报时说：“恭王府是世界瞩目的我国古建筑，我们应该把它维护好。整个恭王府的修复、管理以及今后如何使用都交给你们文化部……如有不是，就唯你文化部是问。”

1982年2月28日，恭王府及花园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月24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签发了向谷牧呈报的《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请求：请批拨23.5万元作为清理恭王府花园垃圾的经费。谷牧于4月14日将《请示报告》批转给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予以支持。姚依林同志4月15日即批转财政部：“同意支持，请财政部先拨23万元作为清理用，以后由文化部提出正式修复计划报计委批准。”

从《请示报告》可以看出，一是在当时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情况下，中央决定为对社会开放恭王府拨款，已属不易;二是恭王府23万元清理经费，在当时却需要两位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三是恭王府花园仅垃圾清理费就需23万元，可见当时恭王府文物保护状况和脏乱差的情况。

为了尽快完成周总理的遗愿，尽早对社会开放恭王府，谷牧同志与有关领导进行沟通，得到姚依林等同志的支持，为落实艺研院、音乐学院新址建设资金创造了条件。

1982年，为保证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腾退工作顺利进行，在谷牧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由国管局牵头，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宗教局等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组成的“恭王府搬迁修复委员会”。修复委员会组建了恭王府修复工程专家组，专家组由古建专家单士元、朱家溍、杜仙洲、傅连兴、罗哲文、赵光华、李聚贤，和红学家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组成。

1982年4月，根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的要求，文化部总务司下属文化部修建队进驻恭王府，在专家组指导下，开始进行恭王府花园的修缮工程。

修建队进驻恭王府后，立即开始对恭王府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并形成了《关于恭王府工作调查报告》，用文字记录了80年代初恭王府的残破景象。同时，修建队开始对花园进行清理工作。

1983年11月8日，谷牧、胡启立等到恭王府视察，作出“在恭王府搬迁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仍要不停顿地进行修复，要作整体规划设计”的重要指示。

同年11月19日，在恭王府搬迁工作专题会议上，谷牧说：“当前主要应抓搬迁和确定修复方案。由北京市牵头，文化部参加。所有住在恭王府及花园的单位和居民一律搬出。第一步是花园单位和居民，由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负责，1984年底全部迁出。第二步是住在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由北京市、文化部负责作出搬迁方案，力争在三年内迁出。第三步中国艺术研究院也要搬出。”谷牧再次强调：“修复管理要继续工作下去，要将恭王府修复总体方案在年底搞出来，由国务院讨论后报中央批准，成为一个国家项目。”

为落实谷牧的指示，做好恭王府修复保护规划方案，12月6日，文化部在恭王府召开了为期一天的恭王府修复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朱家溍、杜先洲、罗哲文、单士元、杨乃济、常学诗、傅连兴、孙晓翔和周汝昌等。

古建专家孙晓翔在发言中说：“历史文物表明人所走过的道路……要摆在这里叫人们去看。历史文物是怎么样的就怎样保护……我的意见：恭王府要按照王府修复。”

杨乃济说：“过去在建筑历史研究上，没有给王府应有的地位。恭王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修缮不能离题，确定修复方案要以文物保护法为前提。”

罗哲文说：“文物的价值在于保持原状，要有比较深入的调查，取得可靠的根据。如暂时找不到，就要保持现状。”

傅连兴说：“我同意把新房子全部拆掉，如果王府前保存两栋大楼（不拆掉），就谈不上恢复恭王府。”

红学家周汝昌说：“我们的修复是为了开放。但在修复中要切忌公园化，而要保持王府的特色。”

1984年6月20日，恭王府管理处依据《文物保护法》颁发了经谷牧同志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

同年3月，文化部财务司形成了《关于恭王府修复规划总体方案的请示报告》，呈报国务院。

8月29日，谷牧批示：“经国务院研究同意，我也同意，按此报告办。”自此，恭王府文物保护事业走上依法依规发展的道路。

在修建队的艰苦努力下，恭王府花园修复工程取得积极进展。1988年8月，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根据职能变化，恭王府修复管理处更名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处。

在国家支持下，音乐学院新址建设进展顺利，艺研院新址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

2003年，恭王府面临着府邸修复和全面开放的重任，文化部决定并经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从此，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以及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步入正轨。

花园腾退搬迁之难

恭王府搬迁工作是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按照 “先易后难”“先花园再府邸”“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工作原则，艰难地从花园开始起步的。

幼儿园和天主教爱国会长期用的是恭王府花园西路，面积约占花园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尽快解决天主教爱国会搬迁腾退问题， 1982年12月20日，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新建5000平方米房屋，解决天主教爱国会三团体及开办神哲学院的办公和教学用房。会后，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决定拨款3000万元支持天主教搬迁腾退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天主教爱国会腾退搬迁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继续占用花园西路面积近5000平方米，房屋4071平方米。

1983年幼儿园搬出花园西路，可是交房时，由于接收手续不完备，幼儿园腾出的建筑一夜之间被当时在花园西路还留有部分办公室的天主教爱国会工作人员占用，没几天，修复管理处又将幼儿园交回的房屋收了回来。这里面的问题历史成因复杂，盘根错节。

当时谷牧副总理意识到，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解决天主教爱国会搬迁腾退工作，这个问题时间拖得越久，解决起来越麻烦，难度还会不断增加，影响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

2001年3月18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陪同谷牧视察恭王府时，谷牧交办给他“三年开放恭王府”的任务，他向北京市委领导汇报后，由他出面与国家宗教局协商。2001年底，天主教爱国会主动交回了古建筑澄怀撷秀。

风机厂占用的是花园东北部大戏楼等古建筑。《谷牧回忆录》记载，1980年7月谷牧视察恭王府，“在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造成的破坏时，我说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国管局召开的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会议结束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直接领导督促。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84年空调机厂完成腾退搬迁工作，是占用恭王府花园单位腾退搬迁工作中唯一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北京市用自有资金完成搬迁工作的、搬迁最彻底的单位。

公安部宿舍是当时花园搬迁工作的难点，前后几经反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宿舍在花园古建区内的残败景象触目惊心，当时不仅古建筑年久失修，破损严重，而且住户随便倾倒垃圾，成为北京市“脏乱差”典型。

1983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视察恭王府后，对宿舍存在的“脏乱差”问题提出严肃批评，并指示，“修复恭王府是中央定下来的事，占用单位不要存在幻想”。

宿舍占据着恭王府花园中部和东部的古建筑。解放初期，公安部起初借用恭王府花园是为了给苏联专家工作和休息，苏联专家撤走后，改为公安部宿舍。经当时恭王府修复管理处统计，涉及腾退搬迁的有40多户。

当时国家财政经费十分紧张，但在谷牧的领导督促下，经过六年不懈努力后，1986年初位于木樨地的搬迁用房终于落成，搬迁了原住花园的44户中的38户。但还是留下6户居民，使得花园东府墙无法恢复。直到20年后的2006年，搬迁才全部完成，东府墙才得以恢复。

就在公安部的居民从花园搬出时，艺研院却将文化艺术出版社等单位搬进了花园，使刚有起色的恭王府搬迁工作再次陷入被动局面。谷牧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对！不管什么原因，进去都是不对的。”

1986年5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并召开会议。他说：“修复恭王府是我过问的。1975年周总理的指示，要修复恭王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下来的。恭王府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好的王府，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取材最主要的地方。”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商定：公安部在恭王府花园住户要在本年内全部迁出。艺研院的红楼梦研究所和文化艺术出版社使用的房屋也要全部腾出（实际上出版社1998年才搬出）。

会后，谷牧视察恭王府腾退搬迁和修复工程。他走到花园中心时，看到住在此处的一位老同志还没有搬迁，直接影响了花园修复开放。恭王府管理人员说动迁户资格很老，对动迁不理解，动迁工作遇到了困难。谷牧当即告诉那位老同志：开放恭王府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是周总理的遗愿，请老同志予以支持。老同志立即表示支持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没有多久就迁出了恭王府花园。

1988年8月，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为完成周总理的遗愿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更艰难的府邸腾退搬迁

占用恭王府府邸的艺研院、音乐学院的搬迁工作直接决定着恭王府全面修复和尽快对社会全面开放的进度。府邸还居住着几十户居民，主要是艺研院和音乐学院的职工，另外还有强占办公用房当住宅的职工。

2003年7月18日，工人在恭王府多福轩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搬迁

1980年，文化部向中央呈报了艺研院、音乐学院新址建设方案。几届文化部领导也向中央承诺尽快完成恭王府府邸搬迁工作，但是府邸搬迁工作依然进展缓慢，问题层出不穷。

1995年4月22日，时任恭王府管理处处长康明邀请谷牧再次来恭王府视察，当谷牧听到看到恭王府还只有花园对社会开放，占用恭王府府邸单位和居民腾退搬迁工作的承诺还停留在纸上时，非常震惊：“距上一次来9年了，我以为早就搬完了。”谷牧说，搬迁工作不理想，关键是没人逼。听完管理处负责人汇报“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后，谷牧说：“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完的那一天了。”

实际上，1995年恭王府府邸搬迁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音乐学院新址落成后，面积比原来扩大几倍，音乐学院于1989年搬出恭王府，但将音乐学院附中留了下来，成为新的搬迁单位。艺研院新址建设因施工质量、预算超支、拖欠施工款等原因，被迫停工多年。承建单位甚至威胁艺研院要收回土地。艺研院负责人请谷牧出面找到副市长张百发才使问题得以缓解。

占用恭王府府邸单位搬迁举步维艰，居住在府邸的居民搬迁更是难点，此项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很大。

占用恭王府府邸居民的第一次搬迁工作，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争吵中以失败告终。房子分出去了，却前搬后占。

1996年文化部再次拨付给府邸居民搬迁的50套房已经全部到位，要求1997年5月完成恭王府府邸居民动迁工作。可是搬迁工作进展缓慢，直至1997年10月，虽然搬迁房已经分出去了，但只有一户居民搬出，其他几十户居民分了房却没有搬，还在持观望态度。

对此，文化部主管部门多次下文催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领导吸取了第一次搬迁工作的教训，坚持原则，态度坚决，同时恭王府管理处也加强同搬迁单位的合作，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帮助，使一些企图浑水摸鱼的人无机可乘，这才有力保障了居民腾退搬迁工作平稳顺利地推进。

整整46年后，大功终告成

1998年8月恭王府花园开放十周年，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听取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情况汇报。恭王府管理处汇报时又将恭王府开放时间推迟到2000年。其实管理处领导明白，在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追加投资没有着落，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迁杳无音信的情况下，2000年全面开放恭王府只是梦想。但是为了安慰长期关心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支持文化工作的谷牧同志，只好如此。实际上谷牧心里也十分清楚。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我对这类保票和所谓乐观估计有点不太相信。”

199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恭王府，解决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的问题。

2000年，李岚清带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领导到恭王府府邸现场办公，听取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工程进展情况和筹建中国音乐博物馆工作汇报。国家发改委将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经费增加到1.16亿元。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工程在停工多年后，终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中国艺术研究院腾退搬迁已指日可待。

2001年3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他十分关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天主教爱国会、公安部6户居民、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和恭王府违章建筑拆除工作。谷牧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恭王府不开放，我无法向周总理交代啊！恭王府不开放，我死不瞑目。”谷牧同志的这次视察，为日后北京市支持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迁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其他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恭王府全面开放。

2002年，北京市政府承诺完成留在府邸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工作，府邸居民搬迁工作基本结束，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落成，恭王府全面开放指日可待，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艺研院搬迁工作再起波澜。艺研院搬走后，却将研究生部留下。

2006年11月23日，工人正在给恭王府多福轩的窗框上漆

李岚清2002年9月28日得知此情况后，当天即要文化部向中央汇报恭王府腾退情况和使用方向，并指示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三局局长高强召开有文化部、公安部、国管局、北京市政府等部委参加的会议，督办文化部限期2002年底完成恭王府腾退工作，尽快完成周总理的遗愿，对社会全面开放恭王府。2002年底，文化部如期完成了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

2003年11月3日，李岚清和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当谷牧谈到是受周总理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说：“谷牧同志受周总理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2006年，北京市投资几亿元，占据恭王府府邸的最后一家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完成腾退搬迁工作。同时，公安部宿舍中最后的6户居民，也完成了搬迁。至此，历时近26年的腾退工作，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2008年8月20日，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大修后的恭王府对社会全面开放，成为唯一一座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

这时，距周总理的遗愿已过去46年。

谷牧长子刘念远少将回忆，“2008年恭王府开放后，李岚清同志亲自到恭王府视察，视察后致信已病重的父亲，告诉父亲恭王府全面开放大功告成。父亲看后，很感慨地说，现在我可以去见周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