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晗

【摘 要】娜拉与林道静分别是西方与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文学形象。通过对她们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易卜生与杨沫对于悲剧形象塑造的不同方法，同时也了解中西文学比较的方式方法。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其研究视角已经被大家所熟知，可以说作品之间的比较层出不穷，但是真正意义上能起到典型性比较的并不多见。本文针对《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形象进行比较，力争深入挖掘悲剧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娜拉；林道静；悲剧根源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52-01

娜拉和林道静是中西方文学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深入人心，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两者作为文学典型形象，有着共同之处：一是她们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作家对生活集中地概括。林道静是在革命大背景下、资产阶级教育背景下转化为革命者的先进典型，是绝望中重生的代表。娜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主妇，面对亲情、爱情、社会舆论的咏叹调，透过生活现象来透射出人与社会的冷漠、人吃人的社会现状。二是弱势群体的身份，在中西方的社会体制中，女性都生活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中，是男人们的附属品。

一、性格悲剧

林道静与娜拉都是天真浪漫的青年女性，她们都充满幻想、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娜拉善于一边摇手鼓，一边跳特兰特拉舞，被称赞“超过了艺术标准”；林道静吹起箫来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同时她们也都是善良的，性格软弱，在面对现实生活境遇时，首先选择的是屈服，而不是抗争。娜拉很勤劳，勇于面对生活的艰辛，百折不挠，为偿还债款，经常针织、抄写至深夜；林道静在家除了做饭，还要不停手地忙这忙那，常常干得大汗淋漓。她们付出这一切全是为了丈夫、为了家庭的幸福，但是这些付出并没有使她们获得想要的幸福，娜拉被阴奉阳违的海尔茂欺骗；林道静与余永泽结婚后还是想“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软弱的性格使他们选择了妥协，但不能接受欺骗的性格使她们最终选择了反抗。软弱的性格是悲剧的根源，依附家庭的思维铸就了她们相似的人生，在反抗中逐步成长。

二、时代的悲剧

娜拉是1879年《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该剧是易卜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赋予了娜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使她具有了社会典型性。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频发；1871年，法国又爆发了震撼欧洲的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文艺思潮如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纷纷登场，易卜生紧跟时代步伐，用戏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把人性自私的悲剧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实世界中人的尔虞我诈让易卜生洞察了社会的本质，对人吃人的社会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杨沫于195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该小说是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成功地描绘了大变革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青年面对社会巨变时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抉择。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成就了英雄人物，同时黑暗的社会背景对个人而言是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在革命频繁爆发、前途未明的大时代中，有理想的青年也像林道静一样满怀理想抱负，但现实却是报国无门，他们都得屈服，有的迷茫，有的堕落。那个时代就像一块试金石，能炼就真金，同时也大浪淘沙，使年轻人的命运跌宕起伏。

三、人文悲剧

娜拉与林道静的悲剧有性格因素，有时代因素，更有人文因素。易卜生是在十九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从潜意识状态来看，易卜生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作家悲天悯人，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是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这种思想对《玩偶之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娜拉的悲剧命运正是易卜生人文悲剧的直接体现。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中西文学比较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两部作品的比较需要内在的联系和承接性，这是研究者需要重点考虑的。我们要把文学作品的分析与时代背景、题材主题结合起来，对中西方文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要以文本为主，超越政治因素，超越民族差异，不断深入文学的本体研究。

参考文献：

[1]兴茂.娜拉和林道静——《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58-60.

[2]王金霞.《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互文性意义[J].滨州学院学报，2011，27（2）：96-99.

[3]孙大公.复仇意识、人格独立和妇女解放——中外文学中几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妇女形象比较[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3，（1）：41-46.

[4]徐珊.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J].文艺评论，1999，（1）：5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