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绪峰

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等著作，让我思考：中国近代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呢？

要探究中国近代企业是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点是什么时候。我认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起点是1872年，追溯到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正是在国库羞涩的背景前提下，盛宣怀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模式。在他写给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写道：“每年一分生息。”也就是说，招商局发行的股票类似于债券，明确地规定了利息率，而这部分利息需要先有官府提取，其次再是民股分配。

此后的100年间，中国近代企业是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的。

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晚清，投身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有四类人：一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二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三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四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代表人物就是无锡荣宗敬兄弟。晚清最有名的四大买办分别是：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所述，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文本中，“买办”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买办阶层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轮船招商局刚成立时，李鸿章要从买办中选择领导人选，三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纷纷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