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护国寺街有一座红墙黛瓦的四合院，从里面不时传来或高昂、或低婉的京剧之音，朱漆大门上悬挂着书有“梅兰芳纪念馆”的匾额告诉过往的行人，梅兰芳曾是这里的主人。就是在这里，这位戏曲表演艺术大师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

1951年梅兰芳搬进的这座小院并不是他在北京的唯一住所，在李铁拐斜街、无量大人胡同（也就是后来的红星胡同），都能找到他昔日的足迹。这座不大的院落曾经是东边庆王府的一部分，据说是个马厩。庆亲王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在那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奕劻因受慈禧赏识而被封为庆亲王，又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记入史册。后携其子最后一代庆亲王载振迁居天津。这座小院见证了清王朝的兴衰，几经辗转成为了如今的梅兰芳故居。

步入大门，迎面是一尊梅兰芳的汉白玉像，左手边的第一展室陈列的图片和资料讲述了这位戏曲艺术大师的一生。谈及梅兰芳，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梨园界是响当当的人物。他8岁开始学戏，11岁首次登台。在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剧旦行表演艺术流派——“梅派”。展室里播放着珍贵的梅兰芳的表演视频，抑扬顿挫的唱腔，流畅柔美的身段，展现着京剧独有的艺术魅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这句话在梅兰芳身上可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梅兰芳不仅在艺术上有颇高的造诣，更令人钦佩的是他高尚的民族气节。“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均是以反抗侵略、鼓舞人心为主题的。展室中有这样一张照片，上面的梅先生不是平常的模样，而是蓄起了胡须，这背后还有一段“蓄须明志”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为不给日本人表演，梅兰芳蓄起了胡须，他曾说：“别小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末（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如果他们还懂一点礼貌，这块挡箭牌，就多少能起点作用。”如此大义凛然的爱国情怀，展现出一代大家梅兰芳的风骨，宛若红梅，不畏严寒，冬日盛开。

绕过影壁，来到正院，静谧安逸，金色的阳光散落其间，斑驳的树叶投射地面。院中种着两棵柿子树、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海棠树，有“事事平安”之意。北面房间内的陈设基本保留了当年的原貌，会客厅内摆放着梅先生使用过的硬木家具、练功用的穿衣镜等，朴实中透着清新，文艺中保有自然。通过这些可以想象梅兰芳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场景，也许是伏案创作，也许是踱步练习，不自觉走近舞台下褪去脸上厚重油彩的真实的梅兰芳。

西面的第二展室里展出了梅兰芳表演时穿的戏装，并用文字介绍了其表演身段与指法。戏装精美华丽，身段规范美观，将人物的思想感情充分地发挥出来。《贵妃醉酒》的行龙女蟒、宫衣、凤冠，华美艳丽，描绘出“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梅兰芳对这出戏进行了创新，突出身处深宫抑郁苦闷的主题，每一句曲词与身段、眼神融为一体，使杨贵妃的形象端庄美艳、仪态万千，同时又有悲凉的情感。《霸王别姬》的鱼鳞甲、女风斗篷、如意冠，精致鲜艳，勾勒出“芳魂零乱任风飘”的虞姬。在这出戏里，梅兰芳在唱腔、舞蹈、服装和舞台灯光设计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一出成功地将古代历史用戏曲形式反映在舞台上的“梅派”经典剧目。看着这些服饰，脑海中浮现出梅兰芳演绎的或柔美或凄婉的红颜，一颦一笑都牵动着看客，心也随着故事的发展而跌宕起伏。

梅兰芳平日喜欢作画，尤为喜画飞鸟、草虫等物，在拒绝登台演出而生活困苦的时候，也曾以卖画为生，人们争相购买。在另一个展室里，有幸看到梅先生的画作。这些作品宛若明镜，映射出梅兰芳的审美意识，格调高雅，散发着淡淡梅香。正如梅兰芳所说：“我曾经在新排的剧目当中，创造了京剧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服装和化妆，这种尝试和我平时学习绘画有密切的关系。”对戏曲人物雍容华贵、英气逼人、温柔似水的塑造，都与颇深的美术造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今，虽故人已去，但梅兰芳留下的“梅派”经典剧目却经久不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梅兰芳纪念馆，聆听一代京剧艺术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