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故居坐落在前海西街，东观什刹海、南望静心斋的地理位置，以及周围纵横交错的胡同小巷，均给这里增添了静谧文雅的气息。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两进四合院。1963年11月，郭沫若搬至于此，在人生的最后15年，这里是他写作、生活、接待友人的地方。

这座幽静的小院有着不平凡的身世经历。它曾是和珅府邸的后花园，随着和珅被抄家，这里也慢慢荒废了。此后又作为恭亲王府的草料场和马厩。民国初年，恭亲王府的后人为了生计，将这里卖给了中医世家乐达仁堂。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先后作过蒙古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的寓所。100多年间，这个院落几经沉浮，最后成为了郭沫若的晚年居所，亦成为了如今的郭沫若纪念馆。

步入故居，古朴淡雅，一面洁白的墙壁上，洋洋洒洒书有郭沫若的手迹：“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在赞扬“双百方针”的同时，也看出郭沫若是个亲近自然的人。小院内种着许多花草树木，他的雕像便伫立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致之中。不远处的一株银杏树尤为显眼，秋日来临，金色满园，美不胜收。这棵树还有一个温馨的名字——“妈妈树”。1954年春，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身患重病，离京治疗，郭沫若便带着孩子们前往大觉寺，移植回一棵银杏树树苗，种在当时所住的西四大院胡同的寓所中，并赋予其“妈妈树”之名。这棵树承载着他对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的祝福，希望她能像不屈的银杏一样，战胜病魔，早日回到孩子们的身边。1963年，郭沫若一家迁往此处时，这棵银杏也随着他们一起迁入了新居。当年选择银杏树的原因，也许是出于郭沫若对其的偏爱，银杏是一种古老的植物，具有人文价值，郭沫若曾称它为“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随着岁月流逝，这棵树现在已成为故居一景了。

连接前后院的垂花门前有两口不对称的古钟，它们颜色各异、大小不一，高一点的一只铸于明天顺年间，另一只铸于清乾隆年间，它们奇怪地放置在此处，并作为镇宅之宝，究其原因，还得追溯到1962年冬季的那一天。据说当时郭沫若一家还未到这里居住，那天家里突然着起了大火，虽然及时扑救，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此事还是引起了郭沫若的不安。听说古钟有警钟长鸣之意，郭沫若就购置了这对钟，警醒家人注意防火的同时，也象征着家庭的稳定与平安。

四合院东西厢房和后罩房两侧的房间，当年分别用作会议室、秘书办公室及郭沫若家人的住房，现今都辟为了展室，从文学、历史和生平三个方面介绍了这位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的人生境遇。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幼时诵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在社会动荡的年代，他到日本求学、参与文学活动、发表小说新诗。随着诗集《女神》的出版，郭沫若不仅确立了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除继续不倦地进行文字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有学者评价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又一面旗帜。

四合院北房为原状陈列室。虽然隔着透明的玻璃窗，但还能清晰地看到这位文学巨匠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郭沫若的客厅内，傅抱石巨幅山水《拟郭沫若九龙渊诗意》下陈放着主人收集的形态色泽各异的观赏石，文化气息浓郁。周恩来以及科学、文化、外交领域的领导人与友人都曾来这里作客或商谈要事。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便是郭沫若接待外国朋友时习惯的座椅。

郭沫若写作和办公的地方摆满各种书籍，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和于立群的手记。东南角窗前的木匣里珍藏着主人流亡日本时从事古文字研究的手稿，在1957年终于由日本寻回后，郭沫若特为之题名为“沧海遗粟”。郭沫若的案头端放着他两个孩子的日记，寄托着一位父亲对在“文革”期间不幸丧生孩子的无尽思念。

郭沫若卧室的床边陈放着主人时常翻阅的《二十四史》。每当太阳升起时，他便起身，穿着窗前那双普通的布鞋去廊下散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开启新一天的生活。

一处舒适的住所，一段跌宕的人生，阅读文学大家郭沫若的一生，就如同诵读他的诗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