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洋



致陈年：文艺不应是一种优越感

文/汪洋

对他人措辞剧烈的批评，往往是某种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可悲表达。

有些人戏谑地评论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时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种暧昧的语句，将某个时期的一群人贴上标签。有趣的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未作恶的老人和晚辈谈论当年的偶像时，年轻人的评价也常常会让老人感觉受到了侮辱，于是对年轻人喋喋不休地说教，潜台词是“青春时的我，在你们眼里居然是个弱智”。

当凡客创始人陈年在电视节目中说，“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街吧，100年后大家肯定都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也意味着一大群人的品位被狠狠贬低了。陈年因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就不足为怪。随之，已经相对沉寂的凡客又被挖出来，遭到各种抱怨。

凡客与周杰伦，因何不同？

凡客和周杰伦都是粉丝经济的受益者。前者依靠结构化的短句进行病毒式传播，这种语言模因在社会文化中有着类似生物基因功能，可以复制、记忆和传播。同时它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活性递减，直到丧失功能。凡客当初请韩寒、王珞丹、李宇春等青年偶像代言，也是试图将这些偶像的粉丝导入凡客。

为了应对想象中汹涌而来的粉丝群，凡客进行了迅速的扩张。而陈年想象中，凡客在中国如优衣库、无印良品在日本那样成为国民品牌的好日子却没有到来，反而优衣库、无印良品在中国四处开花。

不论周杰伦的歌曲文学价值如何，它和优衣库、无印良品一样，拥趸是自然成长的，而不是靠外部的强力催生的。病毒式传播、请明星代言、低价刺激都是某种来自外部的强力，或者说资本的力量。手握巨额融资的陈年既高估了钱的力量，也低估了芸芸众生的判断力，可以通过一些事件吸引他人的注意，但如何维持他人的注意力呢？

人否定自己都需要心理成本。因此，周杰伦的粉丝不可能轻易地否定周杰伦，而凡客曾经的顾客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否认凡客，甚至传播关于凡客的负面评价。原因就在于，凡客并没有吸引到用户投入情感，与用户的“我”产生真正的联系。

有点思想，有点悲情

按陈年所言，他受了雷军的“棒喝”，幡然醒悟要把单品做到极致，请了日本设计师，精制白衬衫。然而单品爆款对于服装行业极有可能是个悖论，白衬衫只是人们若干穿着场景中的某一种选择。和手机作为终端设备不同，它缺乏想象的空间。如果周杰伦一年到头只唱一首成名曲，将唱腔改良到极致，虽不至于饿死，但知名度一定会萎缩到连陈年批评他的兴致都没有了。

实际上，为了维系粉丝的注意力，周杰伦的曲风一直在变化。变化既跟随了听众自身的年龄增长，也带来某种丰富感。相反，单一意味着乏味，人很难对此产生情感和维系对它的情感。

中国制造升级的某种难处，在于历史造成的企业创始人的精神世界不够丰富。在升级时，他们优先考虑产品的功能，忽略了产品对消费者带来感性价值，对设计美感的轻视自然很难给消费者带来更舒适的体验，也难以让消费者对产品产生情感。因此，企业家有文艺气息，有很好的品位，本身是加分项。

陈年无疑是文艺的，然而这种文艺更多地体现在他与其他企业家相比时产生的一种优越。文艺的商人给人感觉多少有点浪漫，理想主义，不那么有铜臭味儿。不过，当凡客大举扩张的时候，还是某种“敢花钱，才能赚大钱”的欲望驱动下的冒进。陈年一次次撰文检讨，把反思暴露给公众看，大概因为他是个有点思想、又有点悲情的企业家。

穆旦是中国少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诗人，这点，陈年没有说错。但优秀的诗人都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在写作，读者的多寡与他们没有关系，甚至被读者二次解读，他们也不会介意。而陈年是一个商人，必然要面对消费者的目光。

日本著名设计师、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曾严格区别过艺术和设计的区别：“艺术是艺术家在面对社会时的意志表达，其发生的根本立足点是作为个体的本人。因此，只有艺术家本人，才能掌握其艺术发生的根源。这就是艺术的孤傲和直率之处……而设计基本上没有自我表现的动机，其落脚点更侧重于社会。解决社会上多数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设计的本质。”

正因如此，相信方文山等词作者并不将自己视为诗人，尽管诗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各民族的歌词，唐诗、宋词大多也是当时的歌词。不过，近几百年来，人们默认诗和歌词面对人们不同的需求，后者是社会化的，带着更多“制造”的痕迹，需要听众的喜爱。

将事情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来自对事情本身发自内心的喜爱，如果真的喜欢，会让自己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专家，而不至于在库存积压如山的时候才亲自去试穿，去体验，也不至于如陈年自己反思的“凡客最鼎盛时，我却穿Prada”。

把穆旦的诗编入“凡客体”，以及将穆旦和周杰伦、方文山相比较，也许表明了说话者某种说不清的焦虑——关于永恒和极致的焦虑。同时，相信陈年是真心崇拜穆旦的，崇拜别人也暗示了一种希望被其他人崇拜的渴求。读穆旦的人如何如何，听周杰伦的人又如何如何，差距就这样在自我暗示中产生了。这种渴求又来自其对地位差异的认同。也可以说，对他人措辞剧烈的批评，往往是某种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可悲表达。

陈年写过一本自传体小说《归去来》，投资人王功权称，他读完哭了，并认为是他读过最好的商人写作。但放下这本书，他马上叫停了鼎晖对凡客的投资计划。王功权也写诗，写文言诗，他赞助某学者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厚厚的三大本。对他而言是一笔极小的支出，对学者而言是一笔巨资。学者投桃报李，在这套书中选了梁启超7首词，黄遵宪3首词，选了王功权20多首。100年后大家肯定都记得穆旦，当这套书作为文献资料出现在100年后某些读者的案头时，王功权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