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欧洲杯开赛以来，球迷冲突事件天天抢夺媒体头条位置。许多报道将之归诸足球流氓惹的祸，这多少有些不客观。球迷冲突事件事出多因，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坐在同一列开往比赛地火车上的瑞典和爱尔兰球迷之间的相互对骂和轻微肢体接触，与俄罗斯球迷和英格兰球迷的大打出手致人重伤，显然不是一回事。

是球迷荷尔蒙旺盛还是足球流氓别有用心，是普通的球迷冲突还是足球犯罪，这个界限向来不好划分。

英格兰被认为是足球流氓的主要发源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足球流氓群体就已基本网络化、组织化，形成了固定的地下体育文化，没有研究能够验证出这一现象形成的具体原因。能够总结的，是足球流氓的活跃度与经济景气度呈反比。越是经济糟糕，足球流氓的行动越频繁，暴力级别也越高。

但是，从足球流氓的构成变化看，又在对这一结论作出了反证。过去足球流氓主要产生于低收入、单亲家庭，但后来有技能的群体甚至上流社会人群也不断加入进来。这似乎表明，足球流氓与其个人收入水平、所处社会层级并无必然关联。

难以预测或许本来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天然存在。勒庞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湮没自身个性，以在群体中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广场效应提供的庇护赋予了个人为所欲为的勇气，将道德、法律约束抛在一边。心理学家津巴多的路西法实验则告诉人们，一旦进入规定性的“角色扮演”的情境，路西法短时间内就可能变成撒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