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波，　杨　惠

(1.淮阴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2.台湾政治大学 传播学院， 台湾 台北 11605)



论媒介化抗争中议程设置的产生过程

戴海波1,2，杨惠1

(1.淮阴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2.台湾政治大学 传播学院， 台湾 台北 11605)

摘要：与中国早期的媒介抗争相比，近期的抗争者不是被动地反映抗争诉求，等待媒体去报道，而是主动设置个体议程，通过新媒介使自身成为抗争诉求的“放大器”，并与抗争社群中的意见领袖进行博弈形成社群议程，进而影响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传统议程设置的议程关系被颠覆，议程流向出现翻转，呈现出“抗争者为主、媒体为辅”的抗争形态，抗争者的主体性也更加凸显。

关键词：媒介化；媒介化抗争；新媒介；议程设置

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体制持续转型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失衡和断裂[1]。其表征之一就是社会矛盾加剧，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和集体抗争事件呈现上升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其中，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左右[2]。而在这些抗争事件中，媒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媒介化抗争”作为一种抗争的新形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陈天祥认为，“媒介化抗争”是指公民个体或集体通过采取各种悲情的、极端的或大规模的能震撼人心的举动，主动吸引或积极寻求媒体报道与社会支持，并以媒体和公众作为诉求对象的抗争行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