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

“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文艺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

“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1956年岁末，上海《文汇报》发起了一场关于国产电影品质的大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一直横亘在中国电影界。

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资本与IP齐飞，中国电影业似乎已经踏上了资本化、网络化、工业化的康庄大道，电影节的主题口气不小——“票房即将超美国，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但李安一登场，不疾不徐，轻言细语就撕开了堂皇的幔子，国产电影始终不能避开好片子太少的难堪。

李安提醒电影人，在涌动的热钱面前保持创作者宝贵的真挚，不跟风不抢钱，诚恳寻找打动人心的表达。

有意思的是，夏衍在1959年所讲的这番话居然恰到好处地呼应了李安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凭热情，而缺乏冷静地去思考问题，偏于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做法，每每容易产生后遗症。”

夏衍自1930年代便介入本土电影生产，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从30年代的上海电影到19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的革命电影，再到1980年代勃兴的新时期电影，他以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多重身份参与到中国电影中，他的电影观也成为其文艺观的核心组成和完整呈现。

在文化、新闻乃至外交上多有建树的他，首先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己所言，工科出身的他乃因政治而提笔，难得的是，“书生为吏”的他始终不舍科学精神，从自发到自觉地探寻、维护艺术创作的规律。

《狂流》是夏衍写于1933年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每一代人都有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想要立定根基、不随流逝去并不容易，夏衍与中国电影的这段往事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宝贵的理性、洞见，及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