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英

那是1998年正月初三。那天，李桂英和丈夫齐元德出门走亲戚，直到傍晚才回村。快到家时，李桂英停下脚步跟路边的几个邻居高声聊天，齐学山从旁边经过，以为李桂英在骂他，便上前回骂，两人发生争执，越吵越激烈，后来便开始动手打斗。过往的邻居没能把两人拉扯开，打架的消息反而迅速扩散开来。齐元德听说李桂英被打，拿了把镰刀就冲出家门，而另一边，齐金山、齐保山、齐海营和齐阔军则提着杀猪刀、菜刀和木棍加入混战。

这场打斗虽然突如其来，但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齐金山、齐学山和齐保山是三兄弟，与齐海营和齐阔军关系亲近。1997年，齐坡村分给齐元德的一片宅基地被齐金山看上了，他三番五次想“赖走”，一直没能如愿，心里就落下了疙瘩。此外，作为妇女主任，李桂英在村里主管计生工作，齐金山、齐学山、齐阔军和齐海营四家因为超生都被上级计生部门罚了款，怀疑李桂英是举报者，于是谋划着揍他们夫妇一顿“复仇”，以解心头之恨。

不管是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杀人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在当晚混乱的打斗中，齐元德左侧胸口被齐金山的杀猪刀刺中两次，又被齐海营用铁锹猛击脖颈，最终倒地不起。李桂英腿上被扎了一刀，肚子上又被齐金山连捅两刀，肠子当时就流了出来。冲突以悲剧收场，齐元德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就伤重身亡了，李桂英虽然性命无碍，却也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出院后，李桂英下定决心一边抚养孩子长大，一边给丈夫报仇。

可是齐金山等五人早在事发当晚就逃之夭夭了。李桂英跑到项城公安局询问抓捕情况，可悻悻地站了半天，始终无人理睬。民警最后不耐烦地告诉她：“人跑了，如同大海捞针，你有线索我们就去抓人，没有线索的话我们也不能到处扑空。”她碰了一鼻子灰，无计可施，心一横就决定自己追查线索。

李桂英最初采取的追凶方式很朴素。1998年，齐坡村已经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了，李桂英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求人，嘱托出去打工的村民留意齐学山等人的行踪信息。她人缘不错，又遭此厄运，不少人表示愿意帮忙，依靠这个办法，李桂英在全国各地布下“眼线”。

一开始，热心的村民提供线索很积极，但凡发现长相相似的人都会通知李桂英。她总是二话没说跑过去，但总是失望而归。直到1998年3月，在北京房山打工的老乡意外地发现了齐学山的行踪，传信给李桂英，她立刻坐车赶往北京。在老乡指示的工地旁边偷偷蹲守了几天，李桂英果真发现了齐学山。她赶紧将线索汇报给当地公安局，齐学山很快被抓获。半年后，齐保山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山西古交市落网。

不到一年时间就找到两名嫌疑人，李桂英信心十足，以为其他三人也很快会被抓捕归案，但“线人”的消息迟迟没有再传回来。2000年秋天，李桂英终于得到齐金山等三人的消息。村民偷偷地告诉她，齐金山、齐海营和齐阔军都在新疆的一个大城市帮人开车运货，但具体是哪座城市、哪个区域不得而知。李桂英找来地图，锁定了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座城市作为搜寻目标。她把孩子安顿给亲戚照顾，让关系最亲密的姐姐和姐夫去伊犁打工，自己则坐上火车去了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逡巡了一个月，李桂英没发现可疑的踪迹，在伊犁打工的姐姐和姐夫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眼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返程回老家。

到了2011年，李桂英一直心心念念的追凶有了新的头绪。那年，齐学山和齐保山刑满释放回家，出狱不久就张罗着在老家齐坡村盖房子。李桂英心生疑惑：刚出狱的人怎么会有钱盖房子？猜测是齐金山暗中资助。经人指点，李桂英想法找到了齐学山的电话号码，又托人打印出他的通话清单。清单上有一个新疆号码频繁出现，她怀疑号码为齐金山所有，就把电话号码、齐金山的身份信息连同公安机关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给新疆警方。不久后，警方就传回一段视频让李桂英辨认，视频里的人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齐金山。

齐金山的归案让李桂英大受鼓舞，她琢磨着继续从电话号码入手寻找线索。2015年10月份，她又辗转打听到齐海营女儿的电话号码，采取同样的方式，筛查出可疑号码，再配合老乡提供的线索，将藏匿在北京大兴、已经改名换姓的齐海营挖了出来。

刚一拿到齐海营的线索，李桂英很兴奋地跑到项城公安局报告自己的发现，可是当地公安局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告诉李桂英，局里积压的案子很多，警力和经费都不足，不能因为一个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线索就去北京抓人。

这个理由她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李桂英回到家后思索再三，决定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退休老干部求助。老干部是她之前去北京上访时认识的，他让李桂英找媒体，还帮她联系了河南省一家电视台报道此事。这招果然奏效了，电视台报道没多久，项城市公安局就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11月7日，副局长带着工作组来到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帮助下，11月13日就将齐海营抓捕归案。

五个逃犯已经抓获四个，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李桂英追凶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意外地进入了公众视野。全国各地的媒体从四面八方赶到项城市南顿镇，挤在她家的小院里轮流采访拍摄。

当地政府部门终于感受到舆论压力，他们派出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宣传部的领导在机关大楼的会议室里召开通气会，这是自1998年案发以来的第一次。官员们在会上通报了案件的处理进度，向李桂英承诺将全力缉捕最后一名在逃嫌疑人齐阔军。

李桂英的表现不卑不亢，她语调平静地要求对当年的相关人员追查责任，也不讳言自己心中有怨恨。“齐金山和齐海营都改了名字，有了新的身份信息，2011年，齐海营还回项城办理了二代身份证，公安局都没有人发觉，这是谁的责任？齐阔军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注销，这是谁操作的？我丈夫遇害那么多年，我往相关部门跑了那么多趟，不但没有人接待，还受到斥责和侮辱，负责这个案子的人不应该追责吗？齐金山被捕后，2012年1月6日被判处死刑，今年7月13日又改判死缓，从第一次开庭到第二次开庭相隔3年零7个月，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判决相隔3年零6个月，这期间周口法院跟我们没有任何联系，也没做过补充调查，算不算违法？国家的司法环境在改变，少杀、慎杀的道理我明白，可是齐金山在法庭上态度嚣张，还扬言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没有任何悔过之意，为什么不能重判？我有很多问题现在依然得不到答案。”李桂英抛出的问题让会议室陷入沉默，主事的官员讪讪地笑着，再一次表示将尽力帮助她解决问题、反映问题，还委婉地希望她不要再接受采访，尽量降低影响。

官方的承诺很快就兑现了。12月3日凌晨，最后一名逃逸的嫌疑人齐阔军在新疆兵团一个居民区的出租屋内被捕归案。

当年的五名嫌疑人如今已经全部归案，李桂英在情感上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我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对丈夫有了交代。忧的是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历经千辛万苦，但媒体报道后，只用了不到17天。假如警察当初就用尽全力去破案，我会用17年吗？17天能破获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

（庄妃轩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