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在好学校的孩子就没有遭受校园暴力的危险。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时刻谨记，人性的恶，在哪里都一样。它跟你的年龄，跟你的身份，跟你的阶级，跟你的收入无关。”一个曾经遭受过校园暴力的网友这样写道。

而当记者梳理2015年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时发现，在被报道的校园欺凌里，“女生暴力”渐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具体而言，女生间的暴力呈现出群体性，表现为“多对一、多对多”，折磨措施一般与性、身体侮辱有关。

例如2015年6月的江西永新校园暴力事件，多名女生约出被侵害者，对其实施罚跪、侮辱性殴打、扇耳光，殴打时间长达5分钟。在该事件中，涉事女生有9人，其中小学生有2人，中学生4人，3人已辍学，年龄都在12至16岁之间。

但在杨雄看来，这并不能说明女生间的暴力行为就要比男生来得多，“从少年犯的数量上来看，男女比约为5：1。而女生比较多的是因为恋爱、吃醋。男生则是以强凌弱，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上海人说的‘拗分（要钱），很多少年犯罪都是这个原因。”

杨雄曾经走访过上海的技校。有校长就坦言，如今“女追男”现象很多，“你看到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技职校的，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高考的压力，而欺凌主要的原因是争风吃醋。因为青春期女生成熟得早，所以倒过来追男生，两个女生追一个男生打起来的事情很常见。当然也有一些大的欺凌事件，有的女生像学校的山寨霸主一样，让别的女生服从她，或者她看不惯某个女生，就拉着一帮女生去欺负她。”

姚建龙更是直言，特别关注“校园女生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偏见，“我们的性别观念还停留在‘女生不应该打架的阶段，所以女生和暴力间就产生了矛盾，引起了新闻点。但女孩打女孩本身，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一样也是青春期。对女孩子给予特殊的关注，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

不过从纵向的数据来看，女性犯罪率确实在上升，如今已占到整个刑事犯罪的15%左右。“所以，女生校园暴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另外，也和女孩子的性格有关系，女生宿舍就是一个江湖嘛。”姚建龙告诉记者，他经常收到网友发来的暴力视频，其中女生打女生确实不少，“但总体而言，还是男生间的校园暴力多一些。”

2009年，上海南湖职校二分校的“熊姐”打人事件，可以看作是“女生打女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女生校园暴力的关注，是从‘熊姐事件开始的。当时视频就是在网上传播，单日的点击量超过70万。甚至掀起了网友的人肉搜索，继而引发了线下的‘屠熊行动。”姚建龙始终认为，校园欺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青春期的正常行为，“具有一定的自然天性。但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极端个案，它只是校园欺凌中的一部分。两者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过青春期后，并不会把不良行为带入成年期，而会‘不治自愈，除了极端个案。但如果我们把极端个案作为校园欺凌防治的主要对象的话，却是值得商榷的。”

杨雄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是有校园存在，有青少年的青春期阶段存在，校园暴力是无法消灭的，“就像小公鸡好斗一样，小孩打架其实也是一种练习社会化的过程。青春期的孩子没有清晰的法律意识，因此对他们的法治教育、文明教育很重要。”

记者留意到，女生校园暴力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施暴者暴力，旁观者冷漠。当看见校园暴力发生时，围观者不是去制止、劝阻或报告老师，而是饶有兴趣地拿起相机和手机进行拍摄，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且在网络中传播散发。施暴者还会通过论坛、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对受害人进行言语攻击，或上传受害人隐私、被侮辱的照片、视频等。

曾经，隐秘性是校园欺凌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

但校园欺凌为什么在最近突然变成一个热点，姚建龙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以非常细节化的方式展示在成人社会面前，“因为孩子是没有底线的。现在的孩子还有一种‘炫暴心态，一般成年人做坏事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却是就怕别人不知道。这是青春期孩子典型的心理特点，希望能引起别人关注。就像是父母不理他就砸坏玩具一样，是不成熟的体现。”

杨雄则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没什么财富，只能靠身体，“他们有时就用暴力来刷存在感，把暴力视为一种英雄的行为，尤其是男生。”

而这种暴力视频一旦在网络上流行，无疑又是对被欺凌者的“二次伤害”。

被欺凌改变的人生

“时间真的能够抚平伤痛吗？”2014年，一项有关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这项研究经过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童年时遭受欺负，可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长达约40年的持续影响。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

在日本，校园欺凌一度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并衍生出一个独特的现象“不登校”（不上学）。根据日本教育部的定义，所谓不上学，就是由于心理上、情绪上、身体上或者是社会原因，造成即使想上学但又不能去，排除生病和经济原因，一年缺席30天以上的情况即为“不登校”。2007年，日本“不登校”的儿童有13万人，其中37.4%是害怕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辱。

较之显性的人身伤害，几乎每起校园欺凌事件，都给受害者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理损伤。鲍嘉母亲告诉记者，事发之后的几天，孩子一直在做噩梦，提起当晚的事就会非常惊恐，也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尽管学校表示将给予更多关爱，帮助鲍嘉完成学业，但孩子却说：“自己再也不想去这所学校了。”

今年3月，中国传媒大学三名学生联合撰写了一份题为《走不出的青春梦魇：校园欺凌受害者调查报告》，以详细的数据和真实的案例，告诉人们受害者遭受了怎样的身心伤害，一些受害者在经历校园欺凌后多次试图自杀，部分受害者被确诊患有心理疾病，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

该报告指出，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就读于初中。52.27%的受访者遭受欺凌至今已有5—10年的时间，18.18%的受访者是在10—15年前遭受欺凌。

而在校园欺凌中，精神暴力和身体暴力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从数据来看，超过九成的受害者都曾在校园里遭受过同学的辱骂、讽刺、挖苦、孤立、冷漠、威胁、恐吓等精神暴力。

值得关注的是，并非所有身体伤害都是施暴者直接造成的，受害者因该事件而产生的生活状态变化、以及心理伤害导致的自残等隐性暴力行为，同样可能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甚至对长期的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在调查中，有15.91%的受害者认为校园欺凌事件对其长期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医院检查结果包括轻微哮喘、心律不齐、神经衰弱等。更有一位受害者表示曾四次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接受腕部缝合，三次接受洗胃透析，并留下了植物神经紊乱的后遗症。

上海政法学院全国青少年犯罪与司法研究及服务中心访问学者滕洪昌告诉记者，对于受害者心理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认知，受害者的注意力可能无法集中，包括言谈举止，人际交往的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地缺乏自信；上课的时候可能精神恍惚，健忘，学习效率降低等等；第二是情绪，会出现如焦虑、烦躁、恐惧、无助等，甚至还会有比较强的自我压抑；第三，就是会对受害者人格特征有所影响，可能会慢慢变得内向、孤独、不愿与人交往。“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就是多数受害者遭受欺凌后的主要心理危机，尤其是性侵带来的伤害，其症状可能带到成年之后。”

这一点，在上述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调查数据还表明，受害者个人发展受到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学业事业方面。48.9%的受害者从遭受欺凌至今，对重要活动的参与感明显降低，这可能令他们丧失学业或事业上的重要机会；39.8%的受害者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是由于害怕遭受欺凌而逃学，或受欺凌困扰而无法专心于学业所致；31.8%的受害者还表示，事件发生至今，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

其次，人际交往方面，他人对待校园欺凌事件的态度，同样会影响受害者的感情。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因亲人对校园欺凌事件处理不当而疏远了与他们的感情；此外，有三成受害者因校园欺凌事件而与朋友感情疏远；超过两成受害者至今无法正常恋爱。

从欺凌事件发生至今，高达78.4%的受害者因欺凌事件而对校园安全产生怀疑，51.1%的受害者认为社会黑暗，用恶意去揣测他人的受害者占44.3%。其次，以暴制暴的观念会在受害者心中形成。

当然，在此类校园暴力事件中，施暴者和受害者同样让人惋惜和揪心。滕洪昌表示，对施暴者来说，如果不及时采取干预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的行为方式，会变得麻木不仁。因此也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很难获得社会认可。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通常不被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使欺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

姚建龙的建议是：“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要多了解、多观察，发现反常行为要及时了解并反映给学校。让孩子坚信，父母和老师永远是孩子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