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

对于智利人民来说，聂鲁达一直是他们的宠儿。诗人20岁左右用他单纯炽热的爱写就了流传广泛的情诗，中年时期后他代表劳工阶层而革命，后来成为智利总统候选人。他因为文学成就，使得遥远地方的人们知道了聂鲁达和他的祖国。

聂鲁达的时代，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他说诗人“应当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来荣耀之光”。

聂鲁达年少成名，1924年就有了他的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使聂鲁达获得国际名声的诗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欲，交织着我国南方气势逼人的大自然景色。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令人痛苦的浓烈伤感中展现出生的欢乐”。

聂鲁达的诗歌里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大自然开启了他独特的触须。他对自然景色的迷恋与对爱情的狂想，使他的诗浓烈、激情又哀伤。他用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多层次的、似乎能无限延伸的世界。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里处处流淌着大自然的意向：“一束阳光落在你深色的衣裳。/夜巨大的根茎/突然从你的灵魂生长出”;“云朵漫游如一条条道别的白色手帕，/风用其旅人的双手挥动它们”;“黑夜骑着阴暗的马奔驰/把蓝色的花穗撒遍原野”……

智利诗人聂鲁达。他面前的作品是西班牙雕塑家阿尔贝托·桑切斯的《猎马者》

聂鲁达也将女人的身体与自然景象相结合：女人的身体有时候是“白色的山丘”，有时候是“陆上的海螺”;女人是“风用发亮的叶子制成的东西”，是“在夜间群山后面，燃烧的白色百合”;女人是“蜜蜂疯狂的青春”“浪的痴癫”“麦穗的力量”，是“甜美而坚定的黑蝴蝶”，如同“麦田和太阳，罂粟与水”……诗中许多美丽的诗句在拉丁美洲当地像流行曲调或谚语般家喻户晓地被传诵着，这部诗集至今全球销售超过1亿册。

年轻时刚刚小有名气的聂鲁达，发现自己走在街上时，几乎人人都问他：“嘿，您待在这儿干什么？您真该去巴黎。”

在20世纪20年代，聂鲁达不得不承认，除了少数的几个极端例外，“我们这些国家的文化生活只能从属于欧洲。在我们的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世界主义的‘精英在活动，而依附于寡头统治集团的作家们却住在巴黎”。在聂鲁达的青年时期，拉丁美洲的文学还没有引起世界性的注意，聂鲁达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博尔赫斯等作家，正以自己风格独特的作品慢慢改变着外界的认知。

聂鲁达与博尔赫斯虽然最终都成为拉美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但两人的创作特征、对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等等，毫不相同。聂鲁达年纪轻轻便离开智利周游外部的世界，投身到保卫共和国的西班牙内战中，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呼吁人们援助苏联，他也在晚年投身到智利的政治生活中，曾作为智利总统的候选人深深参与政治。政治在聂鲁达的人生中，扮演了与爱情一样火热的角色，爱情与政治成为他诗中火焰永存的两根棉芯。聂鲁达说：“某种狂热，往往与诗歌密切相关。非常理性的人大概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成为诗人，而诗人要成为理性的人，想必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

聂鲁达说自己太热爱生活，喜欢身处日常生活的百态当中，不可能一天都坐在桌前写作。在人们看来，仿佛有两个聂鲁达，一个是劳工阶层的粗犷的聂鲁达，一个是作为诗人时而热烈时而矜持的聂鲁达。

聂鲁达的青年时期因为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成为智利政府派驻在亚洲的外交人员。23岁的他开始被派驻在缅甸、印度、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家，薪水卑微、“忍受着灿烂的孤独”。虽然人们喜欢说孤独有利于作家的创作，可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聂鲁达感受到与拉美文化割裂的可怕。他在殖民地的种种见闻，使他不像困在书斋中的知识分子那样去美化神秘的东方，他认为：“东方各国的哲学都很深奥，可是一旦面对真实生活，便会衍化为不安、神经官能症、迷惘和西方机会主义的附庸。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现象之一经济危机的附属。”

这期间聂鲁达创作了诗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发表于1933年，反映“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的寂寞”。这一年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回到了美洲。但是他在美洲生活不久，1934年初他被调往巴塞罗那担任同样的职务，随后又成为智利驻马德里的领事。

佛朗哥发动的内战打破了宁静，聂鲁达和诗人朋友们选择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奔走于巴黎和拉美之间，呼吁各国支援西班牙人民。这些经历使得中年的聂鲁达认为，自己诗歌创作中讴歌苦情的阶段应该告终了。“我仿佛找到一条矿脉，它不是埋藏在地底岩层之下，而是蕴藏在书页下面。诗歌能为我们人类服务吗？能配合人的种种斗争吗？我在无理性的和消极的领域里已经跋涉得太久了，我应该停下脚步，去寻找那条人道主义的路，它虽然已被现代文学摈弃，却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愿望中。”

聂鲁达在融合了历史事件、地理条件、文化变迁等要素后，诗歌呈现出史诗和交响乐般的厚重感。情感仍然在他写诗的胸口激荡，只不过它在美洲大地的历史土壤中夯得更深，气势磅礴，想象力依旧惊人。比如他的长诗《马丘比丘之巅》：

从空间到空间，好像在一张空洞的网里，

我在街道和环境中间行走，来了又离开。

秋天来临，树叶舒展似钱币，

在春天和麦穗之间，是那最伟大的爱，

仿佛在落下的一只手套里面，

赐予我们，犹如一轮巨大的明月。

（那些动荡的岁月，

我是在身体的风暴中过去的;

钢铁变成了酸性的沉默，

夜晚被拆散，直到最后一点细屑，

那是新婚的祖国受到侵犯的纤维。）

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聂鲁达享用了一生。他中年时预支了诗集《漫歌》的稿费，买下面朝太平洋的一块地皮，将房子命名为黑岛。太平洋的波涛和气势磅礴的景色，陪伴了他的后半生。聂鲁达孩童般的心性在这里显露无余，他在书房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收藏品，其中稀有的海螺和贝壳就足足有1.5万种。

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这年9月，通过外国电台获悉阿连德总统遇难后，聂鲁达病情急剧恶化，他很快在刁难中病亡，尸体被草草埋葬。直到皮诺切特倒台，他才被葬到了黑岛。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道：“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着我熟识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