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

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在陕西秦岭深处的山阳县石佛寺村，不足500户人家就有100多名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而在他们之前，已经有28人被尘肺病夺去了生命。这个被尘肺病击垮的村庄，再也见不到当年男人们到金矿打工带回财富的火红景象。如今，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成了最忙碌的人……

从矿山归来后等死的人们

在位于陕西山阳县秦岭深处不足500户家庭的石佛寺村，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村里的小诊所，常挤满了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他们大多已经错过了洗肺时机，也没钱换肺，只能任凭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块石头。他们清楚，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而在他们之前，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村里28个年轻的生命。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门前还是路边，几乎跟每一个偶遇的中年男人说上几句话，就能听到他们“噗哧噗哧”的喘气声。就连村委会的5个干部，其中3个也正经受着尘肺病的折磨。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在石佛寺村的诊所里，几个大人抱着小孩坐在诊室中间的火盆旁。在他们周围，是里外几层输液的尘肺病人。

在诊所里，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这口痰憋得啊，气管像一根针那么细。”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皱着眉头说。

这样的场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村里的男人一拨接一拨地奔往位于陕西东南的洛南县一家金矿打工。后来，从矿上回来的人们，极易伤风感冒，力气也越来越小。医生郑忠友皱着眉头回忆患者的症状：“比普通感冒疗程要长两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诊所里感冒发烧的成年男人比儿童还要多”。

对于这种怪病，当年还年轻的王书国并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从矿上回来的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和绿色解放鞋。他们身后，孩子叽叽喳喳地玩着爸爸带回来的玻璃球。“大队书记都没他们气派。”王书国感叹。王书国恳求邻居带他下矿，为此他甚至“咬着牙给人买了一条烟”。离家的那天，他卷着被子，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然后轻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车。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从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

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

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输氧气的橡胶管。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王书国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

一个女人嫁了三任丈夫皆得尘肺病

在郑忠友的诊所里，和输液的尘肺病男人一样多的，是陪伴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现的一个。这个42岁的女人先后嫁了3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郭秀芹还记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没告诉他什么病，只是说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

如今，郭秀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一旁的已被确诊为尘肺病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他们很快都被确诊为尘肺病。

这些以前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聊天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

“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

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

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郑忠友在从医之前，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他先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才抱上了钻机。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这次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如今，郑忠友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

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

“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

王传堂去年年初当上村委会文书。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因为他也患上了尘肺病。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尘肺病阴影下日渐凋零的村落

石佛寺村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划着说。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小区里郑忠友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

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

“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

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

“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

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还有人撇了撇嘴说：“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说话的人指了指自家房子的木门。还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是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

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患尘肺病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

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