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乐耕



唐弢对书话文体的实践与贡献

毛乐耕

1920年代，在上海邮政局工作的唐。

书话这一文体和名称，起源于1930年代。

据姜德明先生考证，曹聚仁早在1931 年8月15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发表了题为《书话二节》的文章，在8 月22日出版的《涛声》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书话·2》。在1933年和1934年的《申报·自由谈》上，也有几位作者以“书话”的名义发表读书小品。到了1937年4月，阿英在《青年界》第十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1937年10月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后，阿英又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组《鲁迅书话》。（姜德明《唐弢书话·序言》）

这几位都是中国现当代书话最早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们的作品，应是现当代书话的滥觞之作。

然而，现当代书话能够在写作方面长期实践，深入探索并努力加以弘扬的，则应首推唐弢。现在，一部《晦庵书话》，已经成为现当代书话写作的经典性文本，受到了许多书话迷的追捧，影响很大。

唐弢的书话写作，开始于1945年春天，最初是在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接着，又先后在《文汇报》《联合晚报》《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报刊发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唐弢《书话·序》）

唐弢在1940年代写作的书话，对姜德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姜德明曾回忆说：“四十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唐弢书话·序言》）

由于有了这个深刻的印象，后来就促成了姜德明与唐弢在书话写作方面的合作。

1959年，唐弢从上海调往北京工作，当时已在《人民日报》副刊部任编辑的姜德明抓住这个机会，邀请唐弢为报纸撰写书话。唐弢当然愿意，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也有一些担心。他对姜德明说：“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姜德明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就和他一起商量，决定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所以后来唐弢在《人民日报》上的书话栏目一开张，首先谈的就是李大钊的书、鲁迅的书，然后再谈到国民党时期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这样，从1961年开始，唐弢又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书话总计有二十多篇。第二年，北京出版社就邀请唐弢编选一个书话集，这就是1962 年6月第1版的《书话》，署名为晦庵。这本书是唐弢出版的第一本书话集，也是后来颇负盛名的《晦庵书话》的前身。

二十年以后的1979年，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新时期文学开始兴起的历史时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邀请唐弢编选新的书话集，这就有了1980年9月第1版的《晦庵书话》。

新版的《晦庵书话》，将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书话》连《序言》带《附录》作为第一辑全部收入书中，同时又增加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辑新的文字，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唐弢又为这本书另写了新的序言。作者的署名也从《书话》的署名“晦庵”改为“直署本名”唐弢了（其实唐弢的原名叫唐端毅）。

《晦庵书话》的出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但也是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它的影响具有慢热型和持续扩大型的特点。这里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0年前后，正是新时期文学热的发轫时期，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有的一经发表，就即时大热，形成了轰动性的影响，如1977年发表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8年发表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晦庵书话》也是出版于这一时期，它的问世，在读书人中间固然也有一些影响，但与那些大热的文学创作却不能相比。然而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时间经过三十多年以后，新时期之初出现的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都已退出人们的视线，走进了文学的历史，可是《晦庵书话》却并不显得过时，虽然它在写作上也留有时代的痕迹，但依然在读书人中间具有影响，并且随着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的读书热和书话写作热，已经多次再版，而且，这种影响力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就是《晦庵书话》的迷人之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弢的《晦庵书话》，对中国现当代书话文体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具有奠基意义。

唐弢写作书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三个基本的特征：一、作者写作的着眼点在书。唐弢说：“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书话·序》）二、唐弢探索的书话文体，其源头是中国古代的藏书题跋。唐弢说：“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晦庵书话·序》）三、书话文体是短文，具有篇幅短小的特点。

当然，唐弢对书话文体的实践，又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三个基本的特征上，他还能自觉地不停地进行多侧面的探索和追求，努力创造一种新型的受读者欢迎的书话文体。唐弢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追求意识和目标。

首先，唐弢写作书话起步比较早，持续时间比较长，经过不断的探索，反复的实践，使他在书话文体的写作中积累了作品，积淀了感悟，积聚了成果，扩大了影响。

唐弢的书话写作，始于1945年，至1980年出版《晦庵书话》，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虽然这中间唐弢也因为有其它工作任务、写作任务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写作有时断时续的现象，但总体来说，他是始终坚持对这种文体进行探索和写作实践的，只要条件许可，他“一直没有放下《书话》的写作”。（《晦庵书话·序》）由于有了长期的坚持和实践，唐弢才具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和实绩。

其次，唐弢的书话写作，虽然在渊源上有继承，但他却并没有拘泥于传统，固步自封，而是有自己的创新目标和美学追求。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唐弢认为“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在写作中要使书话的形式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晦庵书话·序》）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追求，唐弢就努力地在实践中进行探索了。他说：“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书话·序》）

那么，什么是书话的散文因素呢？唐弢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晦庵书话·序》）

唐弢在这里的观点很鲜明，书话虽然含有材料的作用，却并不就是材料，书话应是一种独特的关于书的“散文”，书话要有感情，有热度，有艺术，有美感，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既能给人以知识，也要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唐弢对书话文体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去努力写作，探索和追求的。

在书话的写作实践中，唐弢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听取外界的意见，博采众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书话美学观，以使这种新型的文体更臻完善，更加成熟。

例如唐弢早年的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叶圣陶对他说：“古书讲究板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叶圣陶的话点出了唐弢书话重视版本的特点，这是行家之论，自然引起了唐弢强烈的共鸣，使唐弢对书话写作需要版本知识，需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的认识更加坚定。

再如赵景深先生在读了唐弢的书话后对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赵景深的话对唐弢也很有推动作用，更增强了唐弢将书话当成散文来写的信念。

现在，书话这一文体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欢迎，爱读书话，爱写书话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群体，每年全国许多出版社出版的书话类书籍也得到了众多爱好者的热捧。在当代书话写作日益发展和繁荣的今天，唐弢对书话文体开创性奠基性的探索和贡献值得读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