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勇

克拉鲁瓦先生是个好人，这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在法国巴黎的拉丁区，克拉鲁瓦先生和妻子经营着一个名叫弗兰德的低成本小旅馆，生意不好也不坏。

1956年的一个傍晚，旅馆里来了个30岁左右的客人，他拎着一只皮箱，衣服也光鲜，一头卷发下的那张脸略显憔悴。办理住宿登记时，客人说：“我需要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以便我写作。”克拉鲁瓦先生边点头，边仔细查看客人的证件，那是一本记者证，上面写着的职务是哥伦比亚《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克拉鲁瓦先生早年也曾萌生过做记者的念头，所以对记者颇有好感，于是，在收取少量订金后，吩咐妻子把记者安排住在八楼西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是弗兰德旅馆的最高层，也是最安静的地方。

转眼过了一个月，妻子提醒克拉鲁瓦先生：“我们该收取八楼那个记者的房租了。”克拉鲁瓦先生应道：“嗯，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我问问他。”傍晚，记者回来了，他满脸疲惫，头发凌乱，衣服也没上次光鲜，显得皱皱巴巴。“这一个月，您住得还满意吗？”克拉鲁瓦先生微笑着打招呼，没有直接提房租，“您需要续租吗？”记者点着头，有些羞涩地说：“当然需要。只是现在我手头比较紧，可能暂时还不能支付房租。不过，我正在写一部书，到时我一并支付吧。”克拉鲁瓦先生看着记者的眼睛，笑眯眯地说：“没问题，我相信你。”

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再次提醒克拉鲁瓦先生收取记者的房租。可是，克拉鲁瓦先生发现，记者的状况似乎越来越糟糕，头发凌乱而长，显然很久没有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