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永生

唱出“盼头”才有“看头”

文丨张永生

说到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专门辟出一篇谈绍兴的目连戏，鲁迅先生也曾撰写《社戏》回忆童年看戏的经历。每读这些文章，一边为其中流淌的深情眷念所感动，一边眼前浮现儿时和祖父追庐剧的情景——村前稻场上，锣鼓喧天，人头攒动，演员在临时搭起的台上咿呀呀地唱，祖父在台下微闭着眼睛听，不时打着节拍。虽然是草台班子，但看祖父那陶醉神态、在回家路上给我说戏时还要来两嗓子，我知道他很受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唱大戏、听小戏给单调的农村生活增添了乐趣，也是童年记忆中的一抹亮色。即便在今天的农村，老人也不愿总围着电视机，有事没事总会通过收音机或光碟机听听小戏。如果十里八乡请戏班子唱戏，也要赶去凑个热闹。

戏之所以受到如此厚爱，关键还是它对准了人们的需求，对上了人们的胃口，因而抓住了人们的心。从电影到电视剧，从挖掘历史到反映现实，如今文化的盘子日趋大，花色日益多，但另一些烦恼悄然袭来。需求不对位，感受不对称，有些文化食粮吃不完甚至吃腻了，另一些却吃不饱或吃不尽兴。有时想想，为什么广场舞那么火，未必是真爱，很有可能是无奈，缺乏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有内容不接地气的因素——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关注点不同，兴奋点各异。“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