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邹 杰

长征，行走在边缘与破碎地带

文丨邹 杰

藏地的天空，湛蓝、高远、纯净。

伫立在松潘县川主寺的长征碑园下，久久不语。

这里是三大主力红军都走过的地方。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这里建立一座纪念红军长征的“总碑”。

纪念碑坐落在元宝山顶端。纪念碑之上的红军战士铜像，左手执花束，右手执步枪，双手高举形成一个“V”字形，寓意欢呼长征的伟大胜利。

此时，在夕阳映照下，纪念碑正折射着耀眼的光芒。

边缘地带•破碎地带

两年前，我们几个朋友从成都出发，逆岷江而上，深入到毛尔盖、松潘等藏地，很多线路竟然与80年前红军走过的重合。

在藏地，有一种风景你永远不能错过，那就是经幡——天空的蓝、云彩的白、火焰的红、溪水的绿、土地的黄，被凝结在这五色之中。

在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看来，随风而舞的经幡每飘动一下，就诵经一次。风幡所在即意味着神灵所在，也意味着人们对神灵的祈求所在。

据说，当年红军爬上雪山的时候，漫天风雪中，五色经幡猎猎飘展，为远道而来的苦难行军者送去神灵的祈祷与吉祥……

从川主寺北上，岷江源就不远了，岷山主峰雪宝顶白雪皑皑，明灭可见……踏着红军的足迹，翻过一座座高山、蹚过一道道溪流、路过一个个村寨，经幡无一例外地成为靓丽风景线，一片片、一簇簇，让枯黄单调的原野变得灵动、斑斓起来。

这次川西北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红军长征的线路有了直观的、现实的体验。

翻看中国地图，清晰地发现：岷江，流淌在青藏高原之东、四川盆地之西，既是汉藏分界线，又是中国地形一二道阶梯的分界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80年前，红军大致沿着这条分界线前行。

红军从江南丘陵出发，途经亚热带的南岭山地、地势崎岖的云贵高原、高山峡谷的横断山区，最后落脚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他们围着富庶的四川盆地，走成了一个巨大的“L”形。

这既是一条充满艰险的路途，又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大道。

当然，这也是蒋介石为红军设定的一条“死亡路线”。

历史回溯到1863年5月，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就走了与红军相似的线路，最后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天公不作美，适逢河水陡涨，船筏全毁，以至于功败垂成、全军覆没。

72年后，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杨森，“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勋勉”，梦想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

然而，历史的悲剧究竟没有重演。同样是在大渡河边，石达开输在最后一个环节，毛泽东则赢在最后一个环节。

在熟读史书的毛泽东眼里，这条看似危险的线路，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洞见。

为什么这么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偏远险难的线路？

因为这条线路，处于繁华地区与落后地区的间隙带，是地理上的边缘地带。

因为这条线路，处于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界处，是文化上的破碎地带。

因为这条线路，实际上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薄弱地带。

油画《爬雪山》（潘义军/翻拍）

中央红军自赣南出发，一直小心翼翼地沿着两省交界的边缘地带行走。这些地方大多为高山峻岭，深谷巨川，人烟稀少，国民党的势力相对较弱。更重要的是，地方军阀势力与这支借道而行的军队能够达成某种默契。

贵州地处山区，经济、文化和交通都很落后，既是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又是文化上的破碎地带，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对中国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割据势力，且黔军的战斗力十分薄弱。高山峡谷，飞鸟难越，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国民党部队无论兵员调动还是后勤补给都面临巨大困难；红军则轻装简行，能够充分发挥无后勤作战的特长。

之后，红军几乎踏着太平军的足迹，从金沙江畔的皎平渡过江，进入西昌；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后，终于成功地甩掉了尾追在后的数十万国民党追军。

红二方面军行走的线路与中央红军类似。历时十一个月零三天，途经八省，行程二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先期沿着中国的川陕分界线行进，之后也行走在川西高原的汉藏交界处。历时一年零七个月，途经四省，行程万里。

红二十五军的行军路线也略呈“L”形，行走在山区与平原的交汇地带。历时十个月，途经四省，行程近万里。

各路红军长征总里程六万五千余里。

当时，红军只能行走在边缘地带，不能靠汉族地区太近，以避开攻击；也不能离得太远，因为还需粮草。

这也暗合用兵之道。

死地•生地

红军长征，无数次从生地到死地，从死地到生地，无数次化险为夷，无数次起死回生。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过：“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而且死亡与绝望也是伟大的。”1934年深秋的湘江战役，因为惨烈、悲壮而令人刻骨铭心。

再次来到湘江边，试图找寻那段生与死、存与亡、血与火的血色记忆。

历史镜头再现：几十架飞机来回轰炸着、扫射着，一批一批将士倒下，一批一批又往前冲。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着那些惊恐的骡马、零乱的文件、散落的银元……

后来，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蹚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心力交瘁地踏上西岸，回头看时不禁泪流满面：他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小红军战士，稚嫩的肩上还扛着一台油印机……

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潘义军/摄）

是役，红军损失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好在红军没有灭亡，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宣告破产。

血的事实，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也宣告了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就连为人谦和的周恩来，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

一个多月后，这支疲惫之师“再次”来到湘江边。但此湘江非彼湘江，前者是红军的死地，后者则是红军的生地。

1935年的遵义城，人口三万余，在今天看来还不如一个县城，却是红军长征经过的最大城市。湘江边，老城子尹路中段，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是那个年代遵义最为气派的房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深刻地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三天的会议，争吵十分激烈。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四项决定。

党史专家这样描述遵义会议在党史、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的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又是一次由死到生的奇迹。红军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了“死亡世界”。

后来，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道：“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电视剧《长征》里有一个镜头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部走过草地，抵达哈达铺，偶遇一回族老人。老人是当地有名的阿訇，精研《易经》。他们的一段对白很有意思。

他们与老人讨论了天下大势后，问道：“老人家，您看我们是南下好还是北上好？”

老人略加思索：“当然是北上好！北面，是神州的生门。”

听罢，毛泽东等开怀大笑：“那我们就托老先生这句吉言，向神州的生门前进吧！”

不久，红军攻打邮局，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一支红军存在，并建立了根据地。

1936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中国革命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不久，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至此，一群最富目标理想与救国抱负的中国人，最终汇聚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汇聚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

从此，这个苦难而沧桑的国度有了一个震惊世界、让国民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