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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闲事与雅器

2016-07-16秦大树高宪平李凯

收藏 2016年6期

秦大树 高宪平 李凯

宋代是中国古代帝国时期政治经济发展前后阶段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的转变可谓翻天覆地,同时也是生活方式转变的节点和文化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时期。正如严复所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北宋从建国之始就推行文治政策,加上完善的科举选官制度,构建了十分理性的社会制度,形成了“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造就了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一方面主导了宋朝的政治发展进程,同时,这个阶层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时被称为文化的旗手。

他们追求高雅的艺术趣味和精致的生活,使风雅成为一时之风气。

宋人的生活精致而丰富,不论是文人雅士还是民间豪富,都有着特定的需求。文人用的文房用具在宋代走向了精微。而最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莫过于“四般闲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条:“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讦(许)戾家。”闲,似是谈论时间的宽裕,实则强调心境的优裕。宋人所做的四般闲事既各有讲究,又互相联系。素手焚香,青烟袅袅缭绕之际,细品香茗,而观古今妙手之丹青,四季更迭之花枝,自有一番清雅之气。

宋时诗文之中多香、茶、画、花之记,宋代文入画中也时见诸般闲事之影。陆游语:“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借闲事而言“薄似纱”的“世味”。苏轼云:“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借香、茶而在寺中寻得“禅意”。诗画之中的诸般闲事,托情寄意,更见性灵气度。而闲事中的一件件道具玩物也得幽意风韵,成为宋人闲事意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竟汇成一股清雅艺术的风流。这些在寻常生活中日日发生之事,在这时蜕变成了精微而繁复的典仪雅事,相关的器具则渗透了人们对闲适生活和风雅情趣的种种追求。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以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追循雅趣——展陈布列与场景设置

为追循宋人生活之“闲适”,用具之“清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了这一名为“闲事与雅器”的展览,展示香港“泰华古轩”珍藏的宋元器具。泰华古轩主人麦溥泰先生,20多年来致力于收藏海内外的宋元文物,其中以宋人所谓“四般闲事”之茶器为主线。但四事紧密相连,祭祀有茶酒并进的仪式,生活中的品茗则无香不幽,无花不雅,不同功用的器具共同构建出宋人优雅闲适、清净精致的生活情趣。因此,但凡收藏宋代器具,在收藏茶具的同时,必然兼及花香酒具。得益于麦溥泰先生优雅的品好和精准的眼光,他所收藏的宋代文物数量之多、品质之精、品类之全令人叹为观止。更为难得的是,麦先生并不藏私,而愿与公众共同分享宋代文物的精神。此次,他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从藏品中精选出280件(套),利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平台展示、宣扬宋代的文化。正如麦先生所言:一人品茶得神、二人得味、三人得趣;更多人对酌,自可得乐。本展览正是希望与观众一起,于思古之幽情当中体验现世人生之乐趣。

本次展览的器物时代上起唐代,下迄明代,以宋代(包括北宋、南宋和金代)为大宗。品类以瓷器为主,辅以金器、银器、铜器、漆器、石器、玛瑙等;又以茶、酒器为重,兼及花器、香器、文具(图1)。展览按照时代分为唐、五代,北宋(含辽代),金代,南宋,元、明5个时代单元,每个单元中又以窑口将瓷器划分成组,进而力图按器物的使用功能细分不同的器类(图2),使观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深入了解宋元时期人们的文化生活、用器之道和器艺本身。从横向上可观比同一时代各窑口瓷器之风貌、异同、等差及不同门类艺术之借鉴;纵向上可察较各时代瓷器审美观念之异同、工艺之发展与优劣。在这一主体陈列系统之后,特别设计了煎茶具、点茶具、酒器、香具和花器5个专题情境展示,力图根据当今的研究成果,再现当时这些“闲事”中所使用的“雅器”组合(图3)。为了使展览更具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在北厅设计了宋代文人的书室的复原场景,分为冬、夏两室(图4),希望观众更有身临宋境之感。

时移世易——诸般雅具的时代变迁

晚唐五代时期是人们生活方式剧变的时期,高桌椅出现并渐次引人生活,给各种器具的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余力追求闲适的生活。饮茶在民间的普及正是始于晚唐,茶饮一方面成为流行一时的禅宗必备之物,也成为街边路人可以随时取饮的大众化的饮料,同时又开始在文人雅士和贵族中成为一种富于艺术性的活动。茶器中以成套的煎茶具为特点(图5、图6),酒具仍然以樽、勺为多,香炉则流行豆形的小炉。毋庸置疑,带有仪式感的“四般闲事”萌芽于此时。

到了宋代,强大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这些人不仅才高学富,而且追求高雅的艺术趣味和精致的生活,使风雅成为一时之风气。器具的精工制作,素雅娴静的审美取向,蕴含创新于追摩古器的意境,在北宋时期渐成风尚。北宋后期达到繁盛的手工业品,无论平民所用的粗器,还是文人士绅追逐的雅器,都是宋元时期生产质量最精良,在审美上最优雅的时期。身形修长的执壶充满清隽之意(图7),以带碗执壶和台盏为代表的酒具也体现着寻常的精致(图8),简单的小炉变得繁复而多样,文人书桌上插有梅枝的花瓶传来阵阵暗香(图9)。不同窑口和材质的产品各自演绎着典雅之美,体现出无处不风流的宋人生活雅趣。

南宋时期南迁的文人士大夫们依然保持旧有的情趣,他们以往喜爱的定窑瓷器大量输往南方。饮茶依然是文人士绅的雅好,繁荣生产的建窑(图10)和吉州窑(图11),将数以百万计的黑釉茶盏供给社会,景德镇生产的数量众多的执壶表明南宋时人们依然以点茶为主要的饮茶方式(图12)。龙泉窑生产的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的香炉,喻示着品香更为普及,炉瓶三事的组合成为定制(图13)。特别是南宋时期的花器,出现了引用日用器具转用于插花的花瓶和追仿青铜礼器而生产的特种造型的花瓶并行的局面(圖14)。花事的繁盛还表现在茶酒花共用于祭祀的祭器体系。

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击垮了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人们的生活不再娴雅,统治阶层喜好的是真金白银的器皿(图15),因而瓷器的制造出现了剧变。茶酒之具发生了较人的变化,靶盏、马盂等新洒器成熟并广泛使用,劝盏大量流行(图16),成套的茶具变得十分少见。香炉却大为流行,主要是带有双耳的三足鼎式炉,小者一手可握,大者形如大罐。高达二三尺的大花瓶也屡见不鲜。使我们看到了一组与前此十分不同的器物体系。

闲情逸致——宋元茶酒花香器具之组合

茶酒花香之器在宋元时期各有专用,出现了许多特定的器型,而且各种雅事所用的器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茶酒饮用方式的变化,从造型、纹饰上和器物组合上都有变化,造就了宋元时期器物品种、形制的丰富多彩,也是宋代制瓷业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体现。

茶的饮用方式在唐宋时期主要有煎茶和点茶两种。煎茶的具体做法,是在风炉上用铫子或茶铛煮水,待水微沸,将茶末投入水中煎煮搅动,然后斟入碗中饮用。由于煎茶、点茶的程序不同,茶的备置不同以及制作茶饮的重点不同,因此所用的茶具也有所不同。煎茶所用的器具,标志性用具是风炉、铫子(图17),而点茶所常见的则是燎炉、汤瓶和茶筅等。

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中对煎茶的用具有详细记载,共记录25器,包括风炉(灰承)、筥、炭挝、火?、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大体上进行划分,有煮水用的风炉、铫子、铛之属;有碾茶末用的碾(图18)、罗合等器;有水方、漉水囊、瓢等备水、储水器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水指之属;有各式执壶(图19)、急需等分茶器和碗、盏等饮茶之具;还有一些陈放、清洁之类的附属用具,如巾、具列等。其使用器物种类繁复,金属、陶瓷和其他材质的器物并用。

煎茶法为陆羽在《茶经》中所倡。因此,对宋人来说,煎茶是古风,其蕴含的古意特别为文人士大夫所重视。宋人有诗云:“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描绘的正是煎茶过程中的古雅意韵。从考古资料看到,在晚唐五代时期多有成组的煎茶具出土,与《茶经》所记大体相合,宋代就少见了。但在承袭唐制较多的辽代墓葬的壁画中,煎茶场景还时有所见;定窑、耀州窑北宋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些铫子、茶铛、茶碾的实例,南宋时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闽南地区还有相关器物出土,但只是区域性的饮茶方法了,代表了煎茶方式实际的发展使用状况。

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一件晚唐时期相州窑白釉绿彩风炉,是非实用的模型器,炉带有宝珠钮的拱形盖;炉圆唇敞口,口部有三个方撑,直壁,两侧各有一环形系,下部镂空三组通风窗和壶门形填柴口;底座为台形,粘连三枚支钉。浅棕灰胎,较粗疏。白釉上通体加绿彩,绿彩不匀,彩浓处呈深翠绿色,彩浅处呈黄白色,釉面布满细碎开片,晶莹光亮(图20)。又有五代邢窑白釉擂钵,圆唇,口稍敛,浅腹斜曲,矮玉环形足。白胎略泛赭色,细腻坚致。白釉略泛青灰,匀净光润,施釉至足底,内壁无釉。内有规整而密集的放射性刻槽,用于将茶叶捣碾成末(图21)。另有唐代巩县窑夹耳带盖急须一件,盖顶有宝珠形钮,曲拱形盖面,边部竖直,边部带有环形穿;壶圆唇、直领、鼓腹,下腹曲收,造型十分规整。施白釉,微泛青黄,周身布满细碎开片,釉色光润,施釉至足部。胎釉之间施有一层凝厚的白色化妆土(图22)。“急须”之名,最早见于北宋初的晁?撰《法藏碎金录》所言:“吾老矣,自设常用疾力之法,譬如金铁之器,可以速办汤饮者,名曰急须子是也。”属于一种较为便携的煮水器。

点茶法兴起于晚唐,是两宋时代最为流行的饮茶方式。具体的做法是先取茶末在茶盏中调膏,然后用滚水冲点。此法特别重视点汤的技巧,强调水流顺通、水量适度、落水准确。点茶时,时人特别注重茶盏浮起的乳花。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由点茶而引发的斗茶是两宋茶事中的盛事,而斗茶所斗者,正是点茶注汤击拂时在盏面产生的白沫,赋予美称“乳花”或“浮乳”。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缺一不可,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据记载,宋徽宗赐茶,曾亲自注汤击拂,使“浮花盈面”,也可见这位艺术家皇帝对点茶法的爱好和提倡。点茶之具与煎茶具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煮水之具的不同,点茶用汤瓶,而不用铫子,马廷鸾“砖炉石铫竹方床,何必银瓶为泻汤”“石铫”“银瓶”对举,前者指煎茶,后者谓点茶,是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异。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燎炉有圆形,也有方形,前者多见于辽,后者多见于宋,因此宋人又称之为“方炉”。再有就是“击拂”所用的茶筅或茶匙,这是煎茶所没有的器具。

另一方面,由点茶而生的茶器还有利于“注汤”的长流瓷执壶。来徽宗《大观茶论》对执壶有特别的记载:“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向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未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种身形修长的执壶与托盏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展品中有北宋定窑白釉葫芦形执壶,器形较厚重,上部呈罐形,矮直领,上腹部有8道压槽,成瓜棱腹;中部有柱状短颈;下部溜肩,鼓愎下垂,最大径在下部,隐圈足,足内有粘砂。八棱长曲流,片状柄,做成皮带状,做出钉和袢等附件。白胎微泛灰,细密坚致,有明显的修坯痕迹。白釉微泛灰青,积釉处呈青灰色,釉较光亮,施满釉。底部有三道较粗的弦纹,颈部、柄上亦饰弦纹(图23)。

另值得一提的是,点茶当中还特别注意饮茶用碗盏的品质。黑釉盏有利于“浮乳”的保持和留痕,白釉和青白釉的盏则利于观察茶色。按照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所言:“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的说法,宋人点茶并非仅尚黑釉盏,饶州的青白釉盏和汝窑的青釉盏都是点茶用盏的上品。各个窑口都做茶盏,但一定都是同类器具中的精品,以淡雅见长,茶盏的讲究与点茶相始终。充满清隽之意的点茶具,在不同的窑口和材质的产品中各自演绎着典雅之美。

此次展览展出了大量北宋至金代耀州窑茶盏,其匀净的造型与精美的装饰令人赞叹。如耀州窑印花婴戏纹斗笠盏,圆唇侈口,腹壁斜直微曲,小而矮的圈足。棕褐色胎,细密坚致。青绿釉,釉薄处泛黄,积釉处泛青,莹润光亮,釉面布满小气泡,裹足刮釉,足底有粘砂。印花装饰,内壁印四个持莲童子,或仰或俯,憨态可掬,外壁刻一圈弦纹(图24、25)。宋代特别流行由盏和盏托组成的托盏(图26),盏托在这里成为茶器的代表性器具,如一套白釉镂孔盏托,托圆唇敛口,深曲腹,宽沿微曲稍翘。六曲花口,对应花口处有压槽。高圈足外撇。白胎,细腻坚致。白釉微泛青黄,匀净光亮,芒口,沿下内侧无釉,并有另一件托杯口部承托烧制的痕迹。沿面上部有粘砂、火刺,略似煤的落砂。另一件胎釉与上同,积釉处闪青。口部有釉,足底亦有釉。沿下内侧有一圈无釉涩圈,可见支烧痕迹。表明盏托系相叠置烧造,一柱承烧不止两件,最上一件口部有釉,最下一件底部无釉,此器应为最上部的一件。

至于宋人最为推崇的“建盏”,在本次展览中亦有众多精品。如展出的一件建窑鹧鸪斑盏,其口部精心饰有银扣。曲口,深腹,腹壁斜直,小圈足,挖足很浅。棕褐色胎,粗而坚硬。黑釉光润,内外壁饰有大小不等的圆形黄白色斑点,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考证,这种纹饰即为文献记载的“鹧鸪斑”纹(图27)。传世的建盏中有鹧鸪斑的数量较少,泰华古轩所藏此件建盏制作精美,保存完整,为建窑瓷器中的一件精品。

宋元时期,酒具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见证了可为市井酒肆清沽酣饮的恣意闲情,也成就了文人士林对月和风的书斋雅趣。类型齐备,材质多样。按日用小百科《碎金》一书所记,其时酒具品目繁多,计有樽、榼、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酒罂、马盂、屈卮之属,其中尤以梅瓶、玉壶春瓶、注子、各類盘盏、马盂最为典型。其代表的成套瓶盏的精巧酒具组合,正与叶子奇《草木子》所记筵席排桌之规一致,所谓“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

这些酒具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储酒具,包括各类大罐、经瓶、梅瓶等。这类器物通常不甚精致。据研究,宋代临安一地,年消费酒约百万瓶,因此酒瓶不可能件件精美。不过,瓷质酒瓶也不乏精品,如杨万里在《谢亲戚寄黄雀》中描述的“瓷瓶浅染茱萸紫,心知亲宾寄乡味。印泥未开出馋水,印泥一开香扑鼻。”这种釉色浅淡,可以映出茱萸之紫色的酒瓶,给人无限的遐想。

其二为分酒器,又可分为两小类:一类为樽与勺,即大个广口的尊、罐、钵等。将大瓶、罐中的酒倾入其中,以勺盛入各饮者的杯盏之中(图28)。另一类以执壶或玉壶春瓶作为分酒之具,与今天的分酒方法略同。在蒸馏酒出现的元代以前,酒在饮用之前,常需要加温、保温,因此带温碗的酒注流行一时。如此次展出的一件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带碗执壶,圆唇,长直颈,下部渐宽,圆肩,瓜棱形长鼓腹,矮圈足,片状柄,长流,近口部曲折。浅灰眙,细密坚致。青绿釉泛灰,莹润光洁,裹足刮釉。颈部有上下两组双弦纹,下为刻花二三角形仰莲一周,肩部及腹部刻折枝花卉纹,配合瓜棱腹,每瓣一枝,底部刻宝装仰莲瓣边饰一周。温碗造型为圆唇,直口,深刻出的八瓣花口,腹部用压槽做成八瓣花式腹,上腹直壁稍内倾,下腹圆折内收,喇叭形高圈足,底部外卷。胎釉同执壶。刻花装饰,口沿下饰两道随形的拱形弦纹,下刻花折枝牡丹纹,配合瓜棱腹,每瓣一枝,底部刻宝装仰莲瓣边饰一周。足墙有三个壶门形开光装饰(图29)。

第三类为饮酒器,包括《碎金》所说的劝盏、劝盘、台盏、散盏,以及马盂、屈卮之属。宋人的雅,包含着个性化的追求,因此酒盏、酒台造型既众,品类繁多,又极富装饰,覆盖了各种材质和制瓷窑口(图30),丰富程度在各种日用器具中独占鳌头。本次展览中也展出了大量来自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饮酒具。如北宋的一套定窑白釉刻花台盏,酒台刻宝装莲瓣,沿边为六曲花边,足有镂空装饰4组;杯为六瓣花形口,腹部用压槽做出花式腹,白胎细腻坚致,白釉轻薄而莹亮(图31)。又如元代卵白釉的一套劝盏,劝盏为五瓣壶门形菱口,白胎细腻坚致,青白釉泛青而略失透;劝鼎平折沿上翘,六瓣壶门形菱口,露胎处布满火石红,并采用印花装饰,内壁印莲瓣纹,瓣内有“福如海,寿如山”六字;杯在壶门的肩部,用沥粉法做出凸棱,两者相得益彰(图16)。

此外,瓶壶盘盏既是清沽小酌的日用品,也在礼制仪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侍分持玉壶春瓶与劝盏并盘,倾酒满盏,跪而献进,正是陈元靓《事林广记》中蒙元“把官员盏”条所记常行之礼。而酒具与茶具的组合,则是宋元祭祀场合奉茶进酒仪制的缩影,代表了宋元时期墓葬装饰成随葬品十分流行的一种搭配模式——茶酒之祭。作为模拟生前奉养或代表墓主喜好使用的生器,斟酒点茶之具代表了这一时期怡心适用、品味日常的精致生活美学。作为宋元社会自上而下礼制建设和文化振兴诉求的表征,既见证了市井生活的繁华精致,也参与了典雅士风的品味经营。

酒具随时代的不同变化也很快。晚唐以前的分酒器基本都是樽勺与榼,酒杯则并无专属。台盏的出现大约在五代到北宋初期。约在北宋中后期开始流行长流的酒注。为了加热和保温,大多带有温碗,同时出现的还有玉壶春瓶,从许多墓葬壁画中可见其用于奉酒的场景。所以在金代和元代,玉壶春瓶成为北方地区最流行的分酒具。本次展览展出的金元时期霍州窑白釉玉壶春瓶,喇叭形口,长束颈,垂腹,圈足稍外撇。器身可见明显的修坯痕。浅灰色胎,细密坚致。白釉微泛灰,光亮,施釉至足,施化妆土至下腹部。金代茶酒之具的发展与北宋一脉相承,但梅瓶从圆肩变成了耸肩,执壶从浑圆变成了高瘦而曲线多变,颈部较强烈的内曲,都体现了相对强硬的曲线。酒具在元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靶盏、马盂等新酒器成熟并广泛使用,劝盏大量流行,这种情况一直流行到明代。本次展览亦根据文献记载和墓葬出土器物、古代图像材料等,专门设立展位将历代不同功能的酒具组合在一起,试图还原古人把酒言欢时的一幕幕场景。

瓶花之制的生发,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佛事供奉。至宋元阶段,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人群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的多样,都开前所未有之盛景。其型式的多样既承载了娴雅、安逸的生活旨趣,又体现了宋人追摹古意、再现礼乐的文化复古与创新的诉求。

宋人追求精致的生活,不同的香用不同颜色的炉,不同场合、节令的花,也需不同形制、质地、釉色。纹样的瓶来插。这些成就了宋代花瓶制造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瓷瓶多由晋唐宗教、日用壶罂袭用而来,计有高矮两式梅瓶、胆瓶与长颈花瓶之式,代表了其时怡心适用、品味日常的生活美学,这类来自其他日用器具的瓷瓶是北宋时期花瓶的主要瓶式,许多花瓶孕育或脱胎于其他的日用器具之中,或相同的器型与其他功用交织使用,因而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市井庶民的雅好与珍赏,都在各类花具中得到体现。而这种精致的生活追求,在各地窑场各擅其长的瓷器生产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现。例如本次展出的一件定窑五代至宋初的“新官”款盘口瓶,碗形大盘口,圆肩长腹。白胎稍泛灰,细密坚致。白釉微泛青,光洁润亮,裹足刮釉。底心划刻“新官”二字。代表了当时定窑生产的最高水平(图32)。又如展出的磁州窑黑剔花缠枝花卉纹矮梅瓶,盘口近平,圆唇,小口,直颈微束,圆肩,腹较直,稍内收,隐圈足。灰褐胎,坚致。白釉泛青灰,光洁温润,施满釉。白釉黑剔花装饰,颈下为写实的覆莲瓣边饰,器身饰缠枝草叶纹,底部为仰莲瓣边饰。

而铜瓶与瓷器中仿古代铜、玉器具式样的瓶,以及部分其他材质的花瓶多追仿三代、秦汉尊彝古器,可视为宋以来礼制循古与文化复兴的另一支流。在宋代特有的由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开创和推动的寓创新于仿古的文化运动和审美追求中,从直接借用古老的三代和秦汉青铜和玉质礼器用于插花,这当中充满了士人对古代礼器的推崇和欣赏。这种仿古类的花瓶在南宋时期盛行,既有铜质的小瓶,瓷器中也不乏来自古代铜玉器的琮式瓶(图14)、贯耳瓶、带铺首的双环耳瓶和花觚,乃至适合栽种花卉的花盆和花钵之属,花瓶的形制完全服务于人们对赏花情境的需求。

这些样制复杂的宋元花瓶既体现了民间活泼的生活美学,也流露出士风的典雅品味,体现出广泛的社会接受度。使用组合上,常常花香之事并提、瓶炉之具共存,并沿着上述两条文化轨迹并行发展,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形态:花瓶成对,是为神祗、祖先尊像前的香供祭奉,一炉二瓶的“三供”即属此类;明代以后又发展成“五供”。花瓶独陈,多跻身文人书斋蹴香插花的清玩雅趣,既与香炉、香盒、匙瓶构成“炉瓶三事”的陈设组合(图13),更与砚滴、笔山、画轴等文玩用品伴出,共同营造出充满了文士之风的装饰空间,生动诠释着宋人的精致和文人书室的风雅。元明时期花事的繁盛还表现在茶酒花共用于祭祀的祭器体系。

中国香文化始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熏香,经汉魏隋唐的焚香,发展到宋元明清的品香。此演变过程也影响到香材的变化。香材在汉魏由蕙草转化为沉檀,同时也影响到炉具的变化。唐代因佛教的盛行,流行于中亚与印度的焚香法也随之传人中国。唐代开始出现类似高足杯的炉具,材质有白瓷、青瓷和釉陶等,大多带有装饰,晚唐至北宋前期最为流行。还有金银铜瓷质的各种香盒,形制多样,纹饰丰富。到了宋代,品香成为文人和士绅们清雅闲适生活的重要环节,与品茶、插花相映成趣,香炉的式样也更加丰富,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窑场都有生产,且都是各窑精致的产品,足见北宋时期香事之盛之雅。大型香炉在北宋以前多为金属器,金元以降开始大量出现陶瓷质的大香炉,而且以造型不同的鼎式为主(图33)。

小香炉与书室布置相关,主要用于品鉴沉檀之香,最与宋人的雅好相关,一炉沉香成为宋人书桌上必备之具。这类小香炉造型丰富,北宋时流行高足杯式的炉型与筒形炉,金代、南宋时大量出现三足鼎、鬲式的炉,元代则大量出现口径在9厘米左右、带双耳的三足炉。明清炉县则继承宋元,无太大变化。这种用于品鉴沉香的小炉在精研制作香材之外派生出成套的香具,包括香炉、带有香箸和香铲的箸瓶(图34)及数量不等的香盒,构成了品香必备的所谓“炉瓶三事”,還有隔香用的银叶或云母片。正如杨万里在《烧香七言》中所描述的极县技巧的品香场景:“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匀,闭合下帘风不起。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本次展览也试图通过一件件香具,还原当时文人精致清雅的品香过程。如展出的一件北宋钧窑鼎式炉,其下承3个“S”形小足。胎为灰褐色,细密坚致。钧釉泛白,口部有一块紫红色斑,青红交相辉映,如春水江花,美不胜收(图35)。

展览是一时一地之景,文物作为历史的遗痕和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这些文物的精神和影响却能够得到便利的传统。承载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精神,蕴含着宋代的风雅与精致,这些独一无二的文物的影响和精神应该得到便利的传播,与广大民众共享。

责编 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