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镜渊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干部的必修课。这一措施使机关干部对农村有了深入的了解，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切身体会。

我下到农村的时候，正值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大忙季节。公社分配我到临江大队，由大队再分到生产队。大队支书姓邓，黝黑的大块头，嗓门大，很爽直，一见面，他就说早就认识我。我心里想，我俩从无半面之交，怎会认识？支书咧开大嘴笑了起来，你不是在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掌握会场的吗？几百人当中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他接着说，你就在大队所在地邓源生产队参加劳动吧，队长住在隔壁，也姓邓。他家没地方住，你就住我家，同一口锅吃饭，我也是社员，就和我同吃同住同劳动吧！

就这样，我就当上了“社员”。可没想到第二天下田劳动，竟出了洋相。

在“双抢”大忙季节，农村是“半夜叫天光”，社员头顶星星就下田了。好在我没有早上恋床睡懒觉的习惯，第一次当“社员”，更是心存警觉。听到堂前有脚步声，我翻身下床，支书早就蹲在大门口抽旱烟。他递给我一把镰刀说，我们同去割禾。见我只穿了一件背心，要我加件衬衣，说是三伏天“日头毒”，你们机关干部经不住晒，弄不好会晒起水泡脱皮。听他的话我加了件短袖衬衫，随他下了田。

开始割几行，还很顺当，虽不麻利，总算赶上趟，但慢慢就落在人后。心里一急，一不小心，左手中指被镰刀划了一条口子，“血滴禾下土”，钻心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