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 汤家玉 陈世春 任向阳

1947年3月13日，延安保卫战打响。14日，中央军委电令尚在防御前线的习仲勋“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16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习指挥。在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彭、习往来电报达96份之多，毛泽东在电文中直称“彭习军”。彭习军横扫敌军三战三捷，一举稳定西北局势。

延安战争乌云密布

彭习联手临危受命

国民党军在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之前，控制着中国南方的大片土地，北方的华北、西北、东北等许多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此时国民党军企图以重兵夺取我山东与陕北两大解放区，将我军的战略空间压缩到华北狭小的中部地区，然后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我进行包围，与我进行战略决战。国民党的这种布局，犹如盘踞在中国南方的一只猛虎向北扑来，两只利爪伸向陕北与山东，大有一口吞并整个中国北方之势。

蒋介石恶狠狠地叫嚣说：“凡是共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唯忍痛一时，缩小防区，以期固守”。国民党军队的总参谋长陈诚说：共军的军事重心在山东，而政治重心在延安，必须尽力摧毁。在西北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企图是：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外地位”。或者将我陕北解放军主力消灭在陕北，或者赶到黄河东边的华北。

蒋介石与胡宗南等制订了一个宏大的作战计划：调集25万大军，其中，以胡宗南部5个旅的兵力担任防备任务，以15个旅14万人由宜君、洛川、宜川之线向北担任主攻；同时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部的10个旅5.4万人由宁夏的银川、同心和甘肃的镇原地区向东，以晋陕绥边区邓宝珊的2个旅1.2万多人由榆林向南，担任助攻。此外，调集94架作战飞机，配合地面作战。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小老乡”胡宗南的身上。胡宗南，浙江孝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复兴社的重要骨干，深受蒋介石的器重。胡宗南是红军的老对手，早在1932年，他就率部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并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抗战结束后，胡升任西安绥靖主任，拥兵50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人称“西北王”。胡宗南部是国民党最大的战略预备队，装备精良，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蒋介石运用这支部队进攻，对陕北志在必得。

1947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战略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主要依靠陕北部队，同时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坚持长期作战，依靠自身力量打败敌人。当前，应当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疲惫之中，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逐次加以歼灭。

由谁来指挥这场大战呢？在毛泽东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之际，彭德怀向党中央主动请缨。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向中央汇报视察部队的情况后说：“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事务，一时还不能回来。我想，在贺龙同志还没有回到延安之前，陕北这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请主席考虑，是否先由我指挥一下？”

陕北部队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照惯例应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指挥，但是，贺龙还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在晋绥前线指挥部队，晋绥野战军也离不开贺龙。如由彭德怀指挥陕北战场，无疑是合适的。

毛泽东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紧握着彭德怀的手，又望望周恩来、任弼时，他们都露出赞许的目光。毛泽东动情地说：“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呢！你这是临危受命，为党分忧，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做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彭德怀说。

让谁来配合彭德怀，共同挑起这千钧重担呢？毛泽东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习仲勋。

习仲勋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与刘志丹等人共同创建了陕甘根据地，是闻名遐迩的边区“娃娃主席”。党中央来到陕北后，多次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与的任务。

1936年1月，党中央决定让习仲勋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任命他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后又任命他为关中特委书记。关中地处陕甘宁边区最南端，东、西、南三面都是国民党统治区，距西安不足200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形势也极其复杂。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地区各项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943年1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习仲勋题词，赞赏习仲勋。题词写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内容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2月，党中央又把防守北大门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习仲勋，调他任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绥德人口约52万，约占陕甘宁边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边区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当地群众政治觉悟比较低，对党的认识比较模糊。习仲勋到任后，励精图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工作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任弼时到这里视察后，曾赞誉道：“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

1945年7月间，习仲勋正出席西北党史座谈会，胡宗南突然对边区的爷台山发起进攻。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习仲勋为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委，与张宗逊共同指挥部队，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将来犯之敌击溃，全面收复失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评价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

1945年10月，毛泽东提议，由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三个方案：一是与王震率部南下，二是和高岗去东北，三是同陈毅去华东。毛泽东最后决定，让习仲勋留守陕北。毛泽东对习仲勋推心置腹地说：“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毛泽东和党内领导人交换意见时，曾这样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现在，国民党各路大军正向陕甘宁边区扑来，边区的形势万分危急。在毛泽东看来，由彭德怀、习仲勋联手指挥这场战役，是最合适不过的。彭德怀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和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习仲勋是边区主要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熟悉陕北各方面的情况，具有丰富的党政领导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在边区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多年的征战，现担任陕甘宁野战军政委的习仲勋，已经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彭德怀、习仲勋的联合，真可谓珠联璧合！

1947年3月14日，中央军委电令习仲勋：“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张宗逊、廖汉生领导右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领导左翼兵团，由张贤约、徐立清领导中央集团，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并命令：“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撤离延安前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

青化砭初战胜利

毛泽东电贺大捷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为了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集结30多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中共中央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敌人。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刚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利用地形，实行积极防御，适时组织反击，袭扰、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边区军民等主动撤离延安。经六昼夜激战，歼敌5000多人，至3月19日，我军主动撤出延安，留下一座空城。

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后，他大吹大擂，谎报战绩，向其“国防部”致电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国民党开动各种宣传工具，胡吹乱捧所谓的“战绩”。蒋介石电贺胡宗南：“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奖励胡宗南一枚二等大授云麾勋章，晋升中将加上将衔。胡宗南飘飘然，立即派人到南京，把恋人叶霞翟接到西安，举行完婚大典，得意洋洋地自诩“三喜临门”：打了“大胜仗”、升官晋职、捧得美人归。

胡宗南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结婚后的第二天，就把妻子送回南京，与部下讨论作战方案。胡宗南判断，解放军要么向西北撤退，要么向东北撤退。他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前进指挥所驻延安；整编第一军之第二十七、第一、第九十师及整编第十五师之第一三五旅，集结于延安、拐峁、颜家店地区；整编第二十九军之第十七、第三十六、第七十六师，集结于延安以南七里铺、观音桥、二十里铺、金盆湾等地区。如果解放军向西北方向撤退，胡宗南部就经安塞北上追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从庆阳、环县、定边围堵，形成南、西、北三面夹击，围歼解放军于保安（今志丹）县、吴起镇地区，或迫使我解放军退往北面沙漠之中；如果解放军向东北方向撤退，胡宗南部就沿咸榆公路北上，以榆林邓宝珊部沿无定河向南堵截，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迫使解放军东渡黄河；同时，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切断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称的战争！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物资匮乏，160万人口难以补给兵力，也难以长期支持作战。我西北野战兵团只有区区2.6万人，且装备十分落后，弹药极其缺乏。如何打赢这场恶战呢？习仲勋认为，自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在陕北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国民党打内战，违背人民意愿，失去了民心。人民就是我们的江山，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能够打败敌人。另一方面，陕北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险要，我们熟悉陕北地形，而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形陌生，只要我们利用好陕北的复杂地形，我们就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创造消灭敌人的机会。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反复研究、商量，最终决定，把首战战场摆在东北方向的青化砭地区。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处，南北是一条长约15公里的道路，咸榆公路由此穿过。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山上长满各种杂树，是我军打埋伏战的一个极好的地方。

为了引诱胡宗南部北上进入我军预设的伏击圈，我军一部佯装为主力部队，白天公开向安塞方向转移，节节抵抗，引敌向西，夜间主力部队迅速进入青化砭地区集结。3月21日，一直为苦于找不到解放军主力而焦虑的胡宗南，根据所谓的“情报”，认定解放军“仓皇败逃”，不堪一击，立即决定，以主力5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尔后向右迂回，另以一部向北进攻，企图围歼解放军于安塞东北地区。命整编第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经拐峁向青化砭前进，保证主力侧翼安全。

彭德怀、习仲勋抓住战机，立即决定，实施预定作战计划，消灭单独冒进的敌第三十一旅。我军在青化砭地区集中部署了5个旅的兵力：第一纵队（欠独一旅）由梁村进入阎家沟至林坪公路以西地区，主力配置在小寺沟以西高地，待第二纵队切断敌人退路后，由西向东发起进攻；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由阎罗寺、胡家河进到青化砭至房家桥，首先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然后以3个旅由东向西进攻；新编第四旅由常家塔进到青化砭东北之赵家沟以南高地隐蔽，待第二纵队及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进攻；独一旅担任战役预备队，位于安庄头、郭家庄地区，监视安塞方向敌军行动，保障我军主力侧翼的安全。

3月22日凌晨，彭德怀、习仲勋签发第一份军令电报，发给张宗逊、廖汉生并报中央军委。

张廖并报军委：

（甲）胡宗南二十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并要其构筑工事固守，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

（乙）我准备伏击该敌，着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兰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王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

（丙）张、廖于二十三日九时以前到梁村开会，我们在梁村等候。

彭、习

三月二十二日丑时

就在同一天，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一连发了5份电报，汇报作战决心及战役部署。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

23日，彭德怀、习仲勋率领旅以上干部，详细察看了青化砭四周的地形，并现场分配作战任务。彭德怀对大家说：“这一仗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主席很重视，胜败影响很大。打胜了，可以给边区军民以极大鼓舞，增强胜利信心；给疯狂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可以使其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初战必须打胜。”习仲勋作为副政委，给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定胜利的信心。随后，彭德怀、习仲勋向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并把指挥所设在青化砭西北高地。

24日拂晓，我军各部队按照命令进入预定的设伏阵地。初春季节，春寒料峭。我军官兵不顾寒冷，坚守阵地，严阵以待，准备痛击敌人。

敌第三十一旅在旅长李纪云的率领下，大摇大摆地到达拐峁镇，当晚就在该镇驻扎下来，补给粮食。李纪云得知青化砭地区有我军部队活动的迹象，立即向胡宗南报告。胡宗南回电斥责李纪云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李纪元只得执行胡宗南的命令。

25日上午10时左右，敌第三十一旅全部进入青化砭我伏击圈。这时，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打破山沟的宁静。紧接着，枪声大作。我军将士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打得敌人惊惶失措。敌人被压缩在十来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首尾不能相顾，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我军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全歼敌第三十一旅，无一人漏网。李纪云被俘时，耷拉着脑袋，哆哆嗦嗦地自言自语：“就这样完了？真想不到，太快了！太快了！”

青化砭之战，我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歼敌近3000人，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给彭德怀、习仲勋，祝贺青化砭大捷。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三）毛于昨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羊马河“虎口夺食”

首创歼敌整旅范例

青化砭战役后，彭习命令部队主力转移到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休整，以部分兵力与敌周旋。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当发觉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立即命令整编第一军5个旅由安塞掉头东向，集中11个旅的兵力，分3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进犯，寻我主力决战。胡宗南在作战命令中说：“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胡宗南胃口很大，想把我军困在陕北，围而歼之。

胡宗南分析青化砭之战失败的原因，认为第三十一旅犯了孤军冒进、力量分散的错误，被我军捕捉到有利战机，所以他提出必须改用新的战术。国民党“国防部”曾针对我军作战特点，提出过所谓的“方形战术”，胡宗南决定试一试。按照这一战术，胡宗南命令军队采取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前进时，官兵全部轻装上阵，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20公里的方阵，每日只前进10-15公里，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同时并进，每路之间间隔不大，一旦发生战事，各路之间能迅速互相照应。白天走山跑岭，尽量不走山下道路；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10多万大军，像一群刺猬，每日在黄土高原上撵着解放军跑。彭习西北野战兵团在运动中一直找不到有利战机，虽然把敌人拖得十分疲惫，自身官兵也十分疲惫。

彭德怀、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道出我军的苦衷：“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抓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如：二十五日青化砭战斗后，二十七日以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以两旅沿青化砭、拐峁大道两侧山地，一旅偕行并走，另一师自拐峁以东十余里向岔口北进，九十师在一师左侧，此其一例，以此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

在敌我两军对峙、胶着之时，谁先出错，谁就会遭受打击。就在彭德怀、习仲勋为没有战机而苦恼之时，胡宗南却先走错了一步棋，给西北野战兵团送来了一个大好机会。

胡宗南所部在追寻我军时，他们先后占领延长、延川、清涧、瓦窑堡等地。我军虽然失去一些城市，但保存了有生力量。为了配合陕北战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太岳兵团在晋南展开攻势，连克5城，摆出西渡黄河架势，对胡宗南形成巨大威慑。胡宗南被迫不得不调整军事部署，决定以第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4月6日南下蟠龙、青化砭地区补给，根据情况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彭德怀、习仲勋抓住胡敌南下之机，决定消灭其中一部。当敌军从瓦窑堡撤退到永坪地区，我军对其进行袭击，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榆树峁子、李家川地区，决定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8个旅，向蟠龙、青化砭地区进犯，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七十二团接替瓦窑堡防务，调第一三五旅南下配合作战，截断我军向东北的退路，企图围歼我军。彭德怀、习仲勋当即决定，在敌第一三五旅南下途中，将其消灭。为了诱敌就范，我军让出敌第一三五旅南下可能经过的高地。

为了在东边歼灭敌第一三五旅，彭、习决定必须把敌军主力8个旅引向西边。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2个旅，伪装成我军主力，与董钊、刘戡率领的敌8个旅的主力部队遭遇。我军节节抵抗，顽强阻击，每天只让敌前进5-10公里。董钊、刘戡看到我军炮火猛烈，官兵抵抗坚决，误认为我军主力就在蟠龙以西，死死咬住我抵抗部队，紧追不舍，一步步地被我军牵往蟠龙以西地区。胡宗南误断形势，认为终于找到我军主力，急忙命令敌第一三五旅从瓦窑堡火速南下，协同主力，与我决战。

敌第一三五旅在其代旅长麦宗禹的率领下，匆匆离开瓦窑堡，沿着我军料想的路线，逐渐进入我军预设的战场——羊马河地区。我军出其不意地从四面八方向敌第一三五旅发起猛烈攻击，使其前不能突围，后不能撤退。敌第一三五旅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胡宗南请求增援。胡宗南一方面命令第一三五旅固守待援，同时又命令董钊、刘戡率部火速回援第一三五旅。董钊、刘戡急忙率主力回援，然而，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下，敌人寸步难行。敌人空军赶来增援，但两军呈胶着状态，混作一团，无法准确投掷炸弹，只能在空中盘旋哀嚎了一会，无可奈何地飞走了。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第一三五旅4700多人全部被歼。彭德怀得知麦宗禹被俘时，幽默地说：“这会儿不需要他代理了。”

羊马河之战，首创我军全歼敌1个整旅的范例，被誉为“虎口夺食”。习仲勋后来回忆这场战斗时，动情地说：“敌主力在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20天。”中央军委通报说：“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力量，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毛泽东满怀豪情，为当天新华社播发的社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中，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蟠龙镇犁庭扫穴

彭习军完美收官

羊马河之战胜利后，彭习命令部队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近进行休整。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急令西进的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掉头东进，追击我军主力，企图在瓦窑堡一带消灭我军。彭德怀、习仲勋对此早有准备，其时，他俩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陕北战场。

就在羊马河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他们就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四月下半月，我还须争取打一至两仗，求得再歼敌一至两个旅，破坏敌增援山西计划。目前方案有三个：一是佯攻清涧，调敌主力向东；一是佯攻延安，调敌主力回头；一是隐蔽主力于机动位置，待敌先动，窥机歼敌。究以何者为是，待情况清楚后再决。”

4月15日，敌军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气势汹汹地扑向瓦窑堡地区，在瓦窑堡东南地区会合。而我主力部队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早就秘密转移到瓦窑堡西北和瓦窑堡至清涧大道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敌军在黄土高原上被我军牵着鼻子，四处奔波，苦不堪言，病号和开小差的人每日增多。特别是经过青化砭和羊马河二战，敌军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嚣张气焰了，对我军畏之如虎。

针对此种情况，习仲勋向彭德怀提出，对敌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后，致电所属各部队，提出政治作战的主要措施：

第一，第一纵队派出两三个连，以排为单位，附轻机小炮，在敌第一军西南北三面袭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纠缠敌人，加大敌军官兵的恐慌心理。

第二，以李纪云、麦宗禹的名义散发传单，动摇敌军官兵斗志，鼓动他们站到人民这边来。

第三，夜间组织对敌宣传小组，实行火线喊话，宣传活捉董钊、刘戡，分化、瓦解敌军。

在我西北野战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军官兵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我太岳兵团在晋南展开战略反攻，严重威胁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4月17日，胡宗南决定，将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撤回永坪、蟠龙地区休整。20日，敌这两支部队到达永坪、蟠龙地区。

为了迷惑敌人，在中央军委的部署下，我军在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结大批渡船，又派出多股小分队向绥德前进，造成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东渡黄河的假象。蒋介石果然上当，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配合，妄图南北夹击，一举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歼灭在葭县、吴堡地区。26日，胡宗南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共9个旅的兵力倾巢而出向绥德急进，整编第七十六师守备清涧、瓦窑堡、延长、延川地区。这样一来，敌军重要据点的蟠龙镇成为孤立据点，只剩下第一六七旅和地方保安团队，大约6700人。

彭德怀、习仲勋认为这是攻打蟠龙镇的大好机会，遂于27日致电毛泽东，电文说：“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为了调动敌人，中央军委命令黄河两岸我军的守备部队大张旗鼓地调集船只，大造声势，造成欲东渡黄河的态势。同时，我西北野战兵团派出部分部队，佯装我主力部队，节节抵抗，诱敌北上。我军故意在沿途丢弃各参战部队的一些臂章、旗帜等，佯装向黄河边败退。就在敌主力急速北进绥德之际，我西北野战兵团集中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独立旅和新编第四旅共4个旅的兵力，如猛虎下山似地赶向蟠龙地区。

5月2日，敌军主力部队相继赶到绥德，占领的是一座空城。董钊、刘戡却谎报战绩，向胡宗南打电报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当将共军压至黄河边，一举歼灭之。”胡宗南竟然对外宣称：“5月份我要在绥德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歼灭陕北匪军的消息。”也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我西北野战兵团打响了蟠龙镇之战的枪声。

蟠龙是咸榆公路上的重镇，在延安东北40余公里处。东边是一道由北向南延伸的山梁，最高点为集玉峁；西边是一道平行的山梁，叫庙梁。两道山梁拱卫着蟠龙镇。胡宗南利用蟠龙镇易守难攻的特点，把它作为战略补给站，储存军用物资。修筑了许多地堡，形成交叉火力网，有交通壕、外壕连接，阵地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

5月2日黄昏，我军向蟠龙镇发起猛烈进攻。经过近50小时的战斗，我军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蟠龙镇守敌。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山也当了俘虏。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多袋，子弹100多万发，以及大量的枪支、军用器材、药品等。

蟠龙镇之战打响后，胡宗南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再次上当，立即命令第一、第二十九军回援，命令第二五一团从青化砭北上增援。敌第二五一团被我军顽强阻击于青化砭以北地区，我军夺取蟠龙镇后，敌第二五一团赶紧逃之夭夭。5月9日，敌第一、第二十九军赶到蟠龙镇时，蟠龙镇早就空荡荡的，找不到一个人影了。这时，我军官兵已经转移到安塞地区休整。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忙着酝酿下一场对敌作战。

事后，当胡宗南听到我新华社播音员朗诵的一首打油诗，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诗是这样写的：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亲自为新华社修改社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讽刺地说：“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亡的象征。”

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彭、习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一扫我军撤离延安之初一些人心中的恐怖情绪，军民振奋，信心倍增。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胡宗南部官兵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叫苦连天，抱怨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就连胡宗南也不得不承认：“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

“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近1.5万人，从而稳定了西北战局。三战三捷既是党中央正确领导，我军将士奋勇作战的结果，也是彭德怀、习仲勋军政合作的良好开端。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站在战略全局高度，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习仲勋作为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环境、发挥政治工作巨大威力方面，发挥了别人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战事紧张的4月，少数战士没有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还振振有词地说：“与其让敌人吃不如自己吃。”习仲勋当即召开干部会议，严肃整顿部队纪律，提出建立纪律检查制度，特别强调，军民团结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法宝，对待群众庄稼和财产，必须秋毫无犯。此后，我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与热爱。我数万大军经常隐蔽于敌人的周围，敌军却浑然不知，始终不知道我军的确切位置和行动方向。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从我军的纪律中感受到，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才真心实意地爱护我军，从各方面掩护和支持我军。

彭、习的亲密合作，确保了作战的顺利进行。彭德怀司令员十分尊重习仲勋副政委，从不称呼“副政委”，而是称呼“习书记”。每次制订作战计划，他总是要先同习仲勋交换意见，下发命令、指示之前总是要交习仲勋审阅，收到中央来文来电总是立即交给习仲勋阅处。习仲勋也非常尊重彭德怀，总是从各个方面主动配合彭德怀的工作。他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不顾疲劳，随时随地联系边区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彭德怀经常称赞习仲勋，曾说：“习书记担任着那么高的职务，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光这一点，也够我们好好学习的喽！”毛泽东针对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经验，撰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把彭德怀、习仲勋所创造的经验称之为“蘑菇战术”，就是牵着敌人绕圈子，“磨得敌人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还把西北野战兵团亲切地称为“彭习军”。

5月20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说：“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

我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稳定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奠定了西北战场的基本格局。我西北野战兵团把国民党最大的战略预备队拖在西北战场，使我其他战场的解放区从容准备。

战后，习仲勋全面总结经验，把三战三捷的原因归结为：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官兵的奋勇作战。他从没有揽功自夸，居功自傲。

题图 彭德怀（左）与习仲勋在研究作战方案

责任编辑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