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愚



我的父母

文/老愚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极少有机会使用“爸爸”这个称呼。发这个音很不自然，有时要想一想，才能顺畅地吐出天底下这个美好的词汇。

4岁时，我初次看见生父。因为外祖父被打成“地主”，在部队当军官的生父担心毁了前程，便提出了离婚。母亲带我去，是为了说服他，让他看在孩子份儿上，打消那个念头。正值“文革”高潮时期，铁路中断，火车在中途又遭遇风暴，几乎被掀翻，三天三夜才走到乌鲁木齐。我们乘直升飞机飞到克拉玛依。生父在蚂蚁似的运油车围拢的地方驻扎，他吐出一个个烟圈，母亲一直在哭泣。其他的我都没有印象了。

回到汤家村，母亲常常痛哭不已。外祖母外祖父发疯似的为母亲找出路。

母亲曾经想留在汤家村，把我和妹妹拉扯成人，爷爷也愿意留我们。但一天中午，生父指使族人抬走了缝纫机，母亲知道这是驱赶自己。

改嫁后，我们就跟汤家村断了联系。母亲怕继父不高兴。

在我13岁的时候，继父花800块钱为我订了亲。那个时候，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结出恶果：女子紧俏。好女子都被吃国家饭的占了，或出身不好或家境差的，只好到甘肃、四川买媳妇。母亲担心的，他都做得让她放心。我们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相处，他是因为母亲而供养我，我是因为母亲而敬重他。

读高中时，一个周末回家，母亲悄悄跟我说，“那个人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生父。“他和他那个丑婆娘一块儿来了，说是要供你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