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李贞玉

遇见中国

[韩]李贞玉

编者按：2003年，韩国留学生李贞玉因为《还珠格格》在韩国的热播而慕名来到中国，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到如今成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在华十三年，李贞玉以对中国的挚爱之情积极融入这个庞大的汉语世界，从荣获2012年度中国教育部学术新人奖，到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从漂泊不定到扎根于此，李贞玉诠释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快速变革中一个外来者的体悟。《遇见中国》梳理的正是其与中国相遇的漫漫历程，个中诸多观感和思考，呈现出中韩文化碰撞的别样风貌。

第一次到中国的那一刻，就预感到了我的生命将截然不同！站在时间的长轴上，回首望去，我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重心。十九岁那年的邂逅，将我引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这样想来，就连曲折、坎坷的生活种种，也觉得是多么值得的事情。真想对过去懵懂、稚嫩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那时没有选择放弃。

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还珠格格》一度在韩国热播，我当年也追剧，都可以哼出主题曲来。随着旋律，脑海里浮现青苍蔚蓝的天空，无边无际的草原，一片茫茫，给人以壮阔雄伟的感觉。壮丽富饶的风光便成了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除此之外，传奇的情节，夸张的表演，喜剧化的片段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小燕子”的无拘无束、自由开朗、天真自然的性格，简直太可爱了。还有，剧中多次出现了紫薇与尔康的深情誓言：“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故事固然矛盾重生，复杂曲折，既有嬉笑怒骂的痛快和豪爽，又有一往情深的海誓山盟。这对高中女生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

不过，小燕子把我带坏了。我真以为，三十而立是三十个人排排站的意思，以至于我对学校的汉文老师半信半疑。课堂上，老师讲《论语·为政》，三十而立，三十岁，人应该能坦然地面对一切困难了。如此有人生哲理的话，到了小燕子的嘴里怎么变成了那么有趣的一句话呢。还有，我还误以为阳奉阴违，即羊缝鹰围，大概是非常危险的时候，羊就钻到石头缝里去了，老鹰很凶就过来围攻敌人，这个意思。小燕子“害人不浅”，原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不是“前不见蹄膀，后不见烤鸭。念肚子之空空，独怆然而涕下”，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都是我在中国上大学语文课时，得以“澄清”的误区。

我对中国的感官印象，除了通过《还珠格格》之外，主要来自新闻。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据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马路上充溢着自行车铃铛的响声。那种感觉让我如同错置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韩国的自行车辉煌时期。一说，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oellendorf， 1847—1901)为朝鲜海关的总负责人，辅佐穆麟德的意大利人富理安来（F.Borioni）在担任仁川海关的税吏时，第一次引进了自行车。当时朝鲜的主要交通工具“四人轿”“平轿子”，骑马、骑驴。1896年留美回国的徐载弼博士、尹致昊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现在的首尔）的大街小巷时，路边的人大惊小怪，有说“活见鬼”的，有说那缩地法的法术是从洋鬼子那里学来的。人们对会骑自行车的人投以好奇、崇拜的目光，当年老百姓称这新鲜的事物叫“眼镜车”或“双轮车”。会骑自行车的本领，也让他们安然躲过了街头混混的种种威胁，甚至在交战中被包围时，只要自行车铃铛一响，敌人如中了大炮一样魂飞魄散。他们留下一路“丁零零”的脆响，逍遥突围。这一能够化险为夷的“法宝”随着韩国的近代化进程，曾风靡一时。

特别是在日本殖民地时期（1910年8月29日—1945年8月15日），在韩国人的心目中，自行车不仅仅是外来的交通工具，而且被赋予了某种爱国情愫。当时，有个叫严福童的青年，无法释怀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愤恨与悲痛，骑着自行车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13年第一次召开的全国自行车比赛，他在赛上首次崭露头角，后来在“朝日选手联合比赛”上荣获冠军，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民族英雄。正因为如此，1988年举办首尔奥林匹克运动时，严福童以民族魂的象征，重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我想，严福童骑自行车翻山越岭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韩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度，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60%。所以他肯定走过很多崎岖不平，乱石嶙峋的山路。他用他的四肢为伤痕累累的国家分担命运，往往是这种再平实不过的情感最能打动人心。

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骑过自行车，因为家离学校近，平时上学不是徒步走，就是坐公交。镜头里，车水马龙的街道和形形色色的人，让我有种恍若隔世之感。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骑着“凤凰”牌的自行车加入到“自行车王国”。后来，在天津求学时还骑过“飞鸽”牌的电动车。可以说，我对中国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名震一时的那些老品牌一点也不陌生。

来中国，第一件事情是买自行车。班主任生怕我迷路，给我介绍一位中国同学认识，她叫李辛培。她带我到了一个弄堂，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买了一辆新车。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黑车，辛培说这里比正规的店要实惠很多。

“班里几乎所有外地的同学都买了黑车，像你一样。”

辛培挤了挤眼睛，顽皮地冲我笑道。黑车容易丢，进书店买书的工夫，车子就没了。还是用很粗的铁链子锁在柱子上的呢，而且上了两把锁了呢，为了保险起见。心疼得很，第一次丢车，我失魂落魄地在周围找了找，没找到。我在中国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前前后后丢过七辆车，也该见怪不怪了，可是每回都心疼得要命，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会丢车，难道被专业的小偷盯上了？听说，有些人爱车如命，平时把自行车放到家里，这样很安全。后来，我改骑电动车，人们都说，小心电瓶，我随时随地都把锂电池拿出来，让它和我寸步不离。算是也学会了爱车如命。这都是后话了。

我们骑着自行车，从校外走进校内，顿觉嘈杂声被隔绝，炎夏时分，校园内的一片凉意，在喧嚣城市间的一份难得的幽静。华东师范大学不愧是花园学校，我总要忍不住抬头望去，晴空万里，好像这样就能一直望见老家的一片天空。我突然想家了。沿着华夏路，两旁是梧桐绿荫，既美且静，高等学府的深奥庄重，尽在眼前。我和辛培坐在长椅上，看着丽娃河安静而妩媚地流淌着。

“贞玉，你的中文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辛培微微仰着头，充满好奇地问道。

我说：“不，韩国人起名字一般都会用汉字词，只是念法不一样而已，所以不像西方人那样特意起中文名字。”

辛培一张圆脸庞，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过两块厚厚的镜片，总爱一眨一眨地闪耀着温和的光。山东女孩儿的淳朴和善良，在她身上体现得那么和谐。

“我家孩子多，父母养我辛苦，所以给我起名叫辛培。”她羞涩地说道。

小桥流水，绿树荫凉，所有的建筑与周围的景色都很迷人。辛培告诉我说，咱们校园适合谈恋爱，都说“爱在华师大么”。还真的，我以前的梦想是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青春少女嘛，应该要找一个白马王子谈恋爱。可是，自从学了中文，我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情了。整天想的除了中文，就是中文。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恋爱没谈成，中文成了最忠诚的朋友，学中文和谈恋爱没什么区别，无时无刻不去想，且天天见面，成为亲密无间的恋人是必然的。中文这位“恋人”对我不离不弃，始终如一。

三年前，我爱上了中文/她悄然无声地向我比画/落笔处一个顽童向我扮鬼脸/姑娘 矜持的微笑洇染宣纸/笔尖上一道道风景起起落落

我喜欢“笑”字/她眯着眼睛，用手捂着嘴/躲着大人藏在窗帘后会心的一笑/我喜欢“哭”字/泪汪汪的眼里挂着两块小天空/破天而下的泪珠顺着鼻子滑落/我喜欢“雨”字/半开着的窗户上滴滴滴滴/小心翼翼地敲着玻璃/留下到人间远足的足迹

据《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统计，现存的汉字有六万多字，可以想象，由这么多汉字构成的词语将是多么的庞大！这有点让人望而却步，一些语言学家说，如果要基本掌握汉语至少需要花5年时间。英国20世纪著名作家、学者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其经典作品《世界史纲》中指出：“在中国，文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级，也就是官吏。他们也就是统治和官僚阶级。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古典文学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中国之所以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个勤劳的但缺乏进取心的广袤地区，而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大概就是由于它的语言和文字的复杂，而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可以想象到的原因。”有了这些观点，学中文的老外有足够的理由打退堂鼓了。我却置之不理、充耳不闻，一心想学好中文，而且说得要像中国人一样好。

听说汉语说得地道不地道就看声调掌握得好不好，汉语一共有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和去声（51）四个声调，它发挥区别意义的作用。韩语不靠声调来区分意思，但用语调来区分语境。韩语语调上下起伏，节奏时快时慢，音节没有固定的重音，句子的升降相对自由，属于语调语言。所以，容易借母语语调来替代汉语声调。汉语去声是全降调，起点比较高，这对韩国人而言，难度的确很高。因为韩语的语调中，降调只有在生气、吵架和对别人有意见时才用。所以，韩国人说“再见”时，总是把语调拖长，生怕不要委屈别人似的，发出一腔甜蜜调。正因为不太会发去声，反倒平时更在意。有个韩国朋友进了饺子店说道“我要水饺”，结果店里的姑娘回敬道“回家睡去”。都怪他天天练习去声，不该发去声时发去声，让姑娘脸红了。水饺和睡觉，这两个毫无连贯的词就这样产生歧义了。

比起去声，阳平和上声就更难把握了，阳平是一个终点很高的声调，在发阳平音时不能确定终点在哪儿；上声的发音难度也很大，它曲直后音升到哪里也无法确定，也会发生错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待在家里，百无聊赖地扇着电扇。心血来潮出门去，大街上更是炎热，太阳炙烤着大地，使我平添了几分烦躁。这时，碰见隔壁的阿姨，她拿着刚买回来的衣服一个劲儿地说，凉快！凉快！我心急口快，让阿姨帮我买五件。五件衣服才十块，心想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结账才明白，那个凉快并不是“两块”。 我感慨万分，声调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在家乡也上过汉文课，学过成语和3000个必须掌握的汉字，我们学的汉字和中国的繁体汉字基本一致。韩语中和中文读音接近的比比皆是，比如王子、公主、军事、政治、甚至、笔迹、成功、皮肤、电话、警察、派出所、 一般、 普通、正门、学校、特色、同窗、左右、前进、后退、运动、夫妇等等，无法统计。汉语成语如“自信满满”“一目了然”“多多益善”“善始善终”等，读音都来自汉字。

近几年，受韩流的影响，学韩文的人逐渐增多。2006年，湖南台的春节晚会上，汪涵戏称“小长今”是“母鸡、母鸡、一包药”，这是音译，韩文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漂亮”。这句话在韩国买东西时能派上用处。韩国女人爱美，有这句话作开场白，即使很少有打折习惯的女老板们，多少都要买点“一包药”的账了。这和“屁股累了”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句话是韩文音译，意思是，“好累啊”的意思。还有一些速成韩语的中文发音法很有趣。如：

人还应该懂得自我开发、自我造就。往往自己内在的潜能自己不一定清楚，要靠自己勤奋地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和兴趣来开发。兴趣是很重要的，同时也是靠学习来加深和扩展的，只要你有兴趣，你就能钻进去，锲而不舍，以至于成功。

你好：安你啊塞哟

我是中国人：错能，总谷沙拉米米打

谢谢：卡目沙米大

对不起：罪送哈米大

不过，老外学韩语普遍感到困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韩语当中60%都是汉字词，即使口语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但是阅读书籍或报纸的时候经常会因汉字词而感到头疼。据统计，标准韩语大辞典51万多个词中韩语的固有词汇仅占25.5%。据《青年参考》引用韩国“Koreabang”网站的介绍称，如果没有1000个汉字的知识储备，几乎没办法阅读韩文报纸。

事实上，1443年朝鲜第四代世宗大王创制训民正音（韩字）之前，韩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曾一直借用汉字来标记。不仅是外国人，对很多韩国人来说，如果想准确地使用韩语，汉字使用是必要的。特别是专用词汇中90%是汉字词，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无法正确理解词语的概念了。实际上，很多韩文的发音保留了一部分汉语古时候的发音，比如入声字。大陆有些地区的方言还保留着入声字，如粤语、吴语、闽南语等，对他们而言学韩语相对容易上手。而且，发音相近的词汇数不胜数。这种文化的渊源和交叉，让我对中文倍感亲切。这一切也为“爱上中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成长在韩国的农村，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家乡特别美，特别舒服，这容易让人安逸于现实。我父母像所有的农民一样勤劳、质朴。从小看妈妈在床上看书，窗缝上照射进来的阳光，静悄悄地笼罩着她，连翻页的声响都让我觉得如她恬静、温和的笑容一样迷人。村里没有书看，所以每当从市里来销售书籍的阿姨来时，妈妈给我们三姐妹订购很多的书。世界名人传记、韩国传统故事、儿童百科全书等等，那些图文并茂、色彩斑斓的书让我领略到了童话般的世界。

因为我是长女，父母从小对我关爱有加，期望值也很高。他们万万没想到那么乖巧、文静的女儿，居然有一天会变得那么固执和一意孤行。我也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那是因为“中国”。我隐约感觉到我必须去中国，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圣经上说：“天国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据说，古时候珍珠比黄金还珍贵，埃及艳后的珍珠都是价值连城的。只有看重这宝贝的人，才会不惜付上任何代价去换取它。与中国的邂逅，就等于发现这一颗珍珠。这是一个难得和必须抓紧的机会，并要求我彻底地把舒适的环境，及稳定的生活都拿出来做代价。是的，没有放弃，就不可能遇见未知的世界，更不可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不顾一切后果，在上大一时，背着父母办好了留学手续。当年，妈妈一脸惊愕的表情还历历在目。我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喷薄欲出的期许付诸现实。哪怕得不到足够的理解和支持，但我相信，命运的悄然召唤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不管它通向哪里，我都会无怨无悔的。

那是2001年8月底，我下午三四点到上海虹桥机场。我四处张望着这梦寐以求的地方。这时有位中国大叔走进我，姑娘，淮海路怎么走？他可能没看出来我是老外吧。我羞答答地说道，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来这儿。这便是我在中国落地后说的第一句话。回过神来想想，那位大叔把我当中国人问路了，也许就在这一瞬间，我对中文、中国和中国人有了感情和依恋。自那以后，我忍不住很想再说中文，很想多看中国一眼。就这样成为一个闯入者，没有任何隔阂和障碍，就像一滴水掉入了大海里。

这种感觉很奇特，仿佛觉得我本来就是属于这里的。

“姑娘，去哪儿？”

叫上出租车，透过窗户一看，是位戴墨镜的师傅。他看起来很神秘，一副墨黑的墨镜，使这眼前的师傅变成迷人的存在。“华东师范大学。”轻声轻语，分享一桩秘密似的。“留学生吗？”他出来拉着我的箱子，打开后备箱问道。“哪国人？”我们坐上了车，师傅好奇地问道。“我是韩国人。”这句话最拿手，汉语教材第一课就是这句。“韩国？”师傅紧接着问道，“是南朝鲜人吗？”南朝鲜这个名称，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用过。顿时觉得怪怪的。“准确地说，我是从大韩民国来的。”我耸了耸肩，解释道。“韩国的经济很发达，三星、LG、现代等企业不都是韩国的吗？北朝鲜就不行，穷得很。”“南朝鲜”是韩中建交前，因为不承认它的国家地位，而承认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称韩国为南朝鲜。尽管韩中已建交，老称呼还保留着。

师傅滔滔不绝地谈起汉江奇迹，说朴正熙有魄力，要不然，韩国很难从战争的废墟上一跃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我和师傅之间隔着铁栅栏，是一种防劫隔离装置，冷冰冰的铁栅栏却挡不住一颗充满好奇和热情的心。师傅打开话匣子，说韩国人勤快、团结，买东西都买国货。金融危机时，人人拿出自己的黄金饰品捐给国家，这一点恐怕中国人做不到。师傅说韩国的好话，我听得美滋滋的，比夸我自己还高兴。实际上，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快速崛起，之前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朴正熙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说到国民性，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这离不开韩国人坚忍不拔的气质和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又靠技术创新，通过发展IT业，成为科技强国；金融危机后，韩国在困境中独辟蹊径，重点发展文化产业，再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人自己也明白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但在历经波折的时代潮流中学会了使优点扩大化、缺点最小化的方法。

旅行时看过的风景是别人抢不走，自己也忘不掉的。我和的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窗外，高高低低的房屋，点缀着闷热的空气。熙熙攘攘的都市，车流人流到处穿行，置身其中，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喧闹。街头转角处，长竿上挂着怪异的布料，随风飘荡。车驶过那儿时，不明布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内裤、胸罩和裤子等等。我不由得瞥了一眼师傅，他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转动方向盘。我心里却直打鼓，脸“唰”的一下红了。居然在那么显眼的地方晾内衣，我暗自惊叹，赶紧把视线移到别的地方。网状的防盗窗映入眼帘，几乎家家都安上了。安了总会好一点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或许哪天就不小心忘了关窗户而失窃就不好了！我很感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3年，百姓丰衣足食，牛马遍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以前了。窗外的景和窗内的人，都被一条一条的铁栏挡住了。历史上最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已成过去，眼前这座城市，或许在向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靠近，带着一股从尘埃中风尘仆仆归来的味道。

我想起了在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中，看到的一个场景。当摄像头对准河南林县的农民时，看到的是一张张面孔充满了惊奇，乃至恐惧和逃避的神情。这个场景表现了他们突然第一次见到摄影机和外国人的强烈反应。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了一条缝，全世界也在用好奇的眼光通过这条门缝打量着中国。自《中国》在罗马上映，时隔30年，有个韩国姑娘不请自来，当她的眼睛细细打量着中国时，其实她已经很“中国”了。不是金发碧眼，没有引人注目的老外特征，一副从容、安然的样子，《中国》中看到的那些惊恐的眼神顿时消散了。来中国第一天，我躺在一间留学生宿舍，蒙着被子狠狠地哭了一场。我知道我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虽离我的国家不远，却孤身一人。我记得特别清楚，能感觉得到幽幽的月光散发出的气息，温婉而动情。

中国对韩国人而言，古老而神秘。1992年韩中建交，但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基本上不为人所知的国度。我不仅想看它一眼，更愿意在中国找到一片天地。安东尼奥尼回顾《中国》时曾说：“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恰恰相反，我是怀着梦想来到中国的。

也许在父母的眼里，坚持留学中国的我是无可救药的，甚至是冒大险的。因为当时韩国不认可中国的学历，一直到2008年李明博总统和胡锦涛主席签订协议才相互承认学历学位。

要知道，人生中退学两次，而且都是先斩后奏，肯定特别可气。可是，我的父母从未谴责过我。以前家里养牛，每年至少要宰两头牛，以供我学费。那时候，可以说黄牛是我求学的命根子，没有黄牛我就没法上学。所以，我每到放假回家，都会直奔牛棚，看它们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挑出最壮实的一头系上蝴蝶结。这头戴上蝴蝶结的牛谁也不许动，因为它将用来换我下一学年的学费。如此这般，我家曾经有好几头牛为我的学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我家的黄牛从此不用再为我牺牲了。近些年，韩国的牛肉价格直线下降，如果没有奖学金，还真不知道要宰多少头牛充当我的学费。估计我家的黄牛在九泉之下对中国政府感激涕零吧。

从上海到天津，我的求学之路离不开这两座城市的滋养。记忆最深的应该是转学那年。我到天津一来就十二年。回忆一下，也是一段历史。上海，带给我的更多是青春的苦涩和彷徨，我发现学前教育这一专业不适合我，果断提交退学申请，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小燕子有一句口头禅，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拿这句话给自己加油打气。

两次的退学经历使我完全丧失了蓬勃的朝气和跃跃欲试的挑战精神，当年在机场上与父母道别时那些豪言壮语在我耳畔激荡，那时我的心都碎了。就仿佛我梦寐以求的中国和使我赴汤蹈火的中文背叛了我似的，我像失恋的人一样感到迷惘和痛心。但就在这个时候，老天不负有心人，一位我从未谋过面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但给我介绍南开大学，还替我报了名。我想着要答谢这位好心人便约她见面，但她始终不愿露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电话里她柔声细语地说道：“只要你将来学业有成，那就是最好的回报了。”我想这只看不见手或许正是一种“缘分”吧。从此，我与中国、中文和中国人结下不解之缘。我越来越相信，追梦者的代价是迷茫、失望以及毅力。首先是疼痛，然后才是微笑。

幸亏经历了挫折和失败，我才懂得珍惜。一把鼻涕一把泪，当我获得南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时，死而复活，这样形容当时的激动，一点也不为过。我发现，自从学汉语开始，已经踏上了追寻某个心愿的征途，这心愿虽模糊但都是和中国有关的。在中国，一来就是十四年，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愈多，她在我心中占的位置也愈高，转眼间变成了最爱，更变成了心中的港湾。

这么多年来，我所遇见的中国和想象中的中国可能不一样。越发觉得中国是神秘莫测的国度，这也是我对她迷恋和不舍的原因吧。现在明白了，我有时感到迷茫是因为我是寻觅者，迷茫是所有寻觅者的光芒。这种摸索没有成败，它只是成长，只是成熟，那是一个真正的人经历了异国的热情和善意，进入平平凡凡的生活中。而探索不是别的，正是对时间的超脱，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最初的憧憬中去，重又转变为回忆。

“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1973年1月，在罗马举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这样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当年安东尼奥尼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既没有要故意贬低中国，也没有要刻意宣传中国。尽管此后的岁月横生磨难，该片一度被查禁，江青借《中国》批判周恩来，“四人帮”称安东尼奥尼为“反华小丑”，台湾买了这部影片之后做成黑白颜色的，以此来说中国的发展不好。但我相信安东尼奥尼是没有恶意的，对他的攻击是政治的需要吧。再说，对一个在中国只待二十二天的人来说，他对70年代的中国的期望值太高。我想这才是误解的根源吧。在这一点上，我是比他幸运的。我2001年来到中国，比他晚到将近三十年，跨越这三十年的时空，我所看到的中国肯定和他是不一样的。

从小觉得，得到命运垂青是和我无缘的事情。世界繁花似锦，我只是路过。我有一种好像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属于我，孑然孤寞是如此意料之中、就应该这样的潜意识。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我不会有任何不甘。直到遇见中国，我遇见了最真实的自我，最起码我懂得了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与中国的故事，没有大风大浪，但回顾其中的点点滴滴，让我感到精彩而充实。中国，对我来说，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命中注定的。

你将来打算回韩国吗？面对这些疑问，我曾感到有些意外。好不容易来中国了，为什么还要回去？我回答得和三岁孩子一般任性。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胡适、罗家伦、蒋梦麟等“五四”知识分子富有社会责任感，他们选择离开美国，回到故土报效国家。十九岁离开韩国之前，我对韩国只有幼稚的了解。现在，我想做韩中文化的桥梁，以跨文化的眼光、国际的参考系，去重新认识生我养我的这两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