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建升



华夏文化优势与“一带一路”

文/胡建升

“一带一路”是中国近期提出的重要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充分利用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整合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功能和历史符号因素，体现了中国当代发展道路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传统，也充分展示出，华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符号和历史遗迹，也是具有较强经济价值、文化功能的传统符号和话语体系，它将会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的新契机和新动力，也将会为实现“四个全面”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历史底蕴。与此同时，正是依托于华夏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优势，“一带一路”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世界人民的承认和欢迎，赢得了自然合法性和正当性，避免了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和文化抵制，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玉帛之路与文化统一

丝绸之路来源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早期文化大传统，即玉帛之路。史前玉帛之路的形成发展历时极长，这是一条被历史遮蔽了的文化之路，也是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文明之路。华夏文明的玉石文化和神话信仰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随着玉石文化信仰在华夏大地的传播和遍地开花，出现了以玉石神话信仰为典型文化特征的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等文化类型，尤其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出现了青白玉、白玉等新文化元素，这便是华夏玉石文化传统与西部玉石优势资源相结合的新型玉文化。到了商周时期，白玉逐渐在有色玉器中崛起，占据了玉石文化的核心地位，成为华夏早期文明中具有最高权力和最为神圣的宗教符号和政治符号，白玉崇拜成为了华夏核心文化价值的物质文化原型，“白璧无瑕”也开始成为国人心中人格完美、神圣力量的价值表述和理想追求。1《山海经》中记载的黄帝吃白玉膏神话和昆仑玉山西王母神话，都是早期白玉文化崇拜的典型例子。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用白玉制作代表最高王权的玉玺，白玉正式成为华夏政治权力大一统的文化象征和文化表述。

在早期文化大传统中，白玉崇拜立足于华夏本土的玉石神话信仰，从文化层面来看，它是华夏文化最本土、最主流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信仰，可以看作是华夏玉石信仰西输的结果。白玉崇拜的白玉物质来自西部的昆仑山，是西部地区特殊的玉器资源，乃是白玉物质向东传播的结果。可见，白玉崇拜乃是华夏文明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物质符号最早的文化融合，一方面玉石信仰改造了白玉物质，使白玉物质成为了华夏文化价值的核心表述符号。另一方面白玉在玉器资源和物质特性方面，更能真实地体现玉石信仰的神圣性和价值性，更符合国人对玉石物质的文化想象，国人利用白玉这种特殊的玉料物质和文化符号，适当地改造了早期大传统的玉石神话，在杂色玉石的神话想象基础上，建构了白玉崇拜的文化价值。与此同时，也催生出华夏国家的大一统文化标志和文化核心价值。白玉文化崇拜的变革，展示了早期华夏人的聪明智慧和文化诉求，赋予了华夏文化既坚持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又积极寻求文化符号的创新表述和话语重塑的内在品质。

齐家文化白玉璧

西周白玉蚕形佩饰

乾隆六十年白玉圆玺

二、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原与西域、西亚之间的贸易通道，“玉帛之路”转变成为了“丝绸之路”。伴随着东、西方物质的你来我往，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东传。佛教东传的过程与方式，与早期文化大传统中的白玉崇拜极为相似，立足于自身的本土文化价值，吸收外来西方文化符号表述，进而建构起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之路。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指出：“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上流社会，偶因好黄老之术，兼及浮屠，如楚王英、明帝及桓帝皆是也。至若文人学士，仅襄楷、张衡略为述及，而二人亦擅长阴阳术数之言也。此外则无重视佛教者。及至魏晋，玄学清谈渐盛，中华学术之面目为之一变，而佛教则更依附玄理，大为士大夫所激赏。”2葛兆光在《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中也论道：“直到西晋、东晋之交，中国本土的知识与思想还占据着知识阶层的主要视野，在思想世界垄断着话语权力的知识阶层，对这种来自异域的宗教毕竟还缺乏特别的兴致，也还缺乏深入的理解。”3佛教在东传之初，为什么不被主流阶层所接受呢？因为佛教还没有完全融入华夏文化，佛教依旧表述的是“天竺”的文化价值，还没有与本土文化融合。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中国首次以自建馆形式参展，在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可以加强与各国交流合作，彰显了中国助推世界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和努力。图为2015年6月8日，米兰世博会举行中国国家馆日活动，志愿者们手持中意两国国旗在中国馆外合影。新华社发 叶平凡 摄

为什么到了魏晋时期，佛教才逐渐受到士大夫的重视，并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文化呢？我们认为，第一，佛教在长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为了能够在中土生存，积极将佛教的教理与本土文化结合，促进了佛教文化的本土化和玄学化，满足了魏晋名士的清谈欲求，因此获得了他们的文化认同。第二，佛教义理成为魏晋清谈的“源头活水”。魏晋清谈在“才性论”、“有无论”、“养生论”、“言意论”等诸多玄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的理论言说和清谈辩驳，很容易使玄学陷入“言筌”之中，清谈面临着世俗化问题。而佛教的精深教理和涅槃空性，不仅具备了玄学的玄胜奥妙，而且能够帮助魏晋玄学家、清谈家在落入“言筌”、陷入僵化的时候，重新获取理论“活水”，将魏晋清谈从世俗化的“假清谈”之中拯救出来，为魏晋名士的文化之道和文化资本带来了无尽活力，进一步维护了清谈家“标新立异”的文化价值和士人身份。正是佛教与玄学清谈两方面的需求达成了学术共鸣，佛教才开始被中土名士接受，他们投入极大的热情钻研佛理，且将佛教义理纳入到清谈文化的主题之中，创造了魏晋清谈的新话题和新局面，使得中华学术和本土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从此，佛教就不再是以异教的身份出现在中土，而是以本土佛教的文化身份在华夏大地传播发展。

佛教文化的东方化和中国化表明，丝绸之路不仅仅是通往西方世界的贸易之路，也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再发现、再想象、再改造、再融合之路。以本土文化需求为核心价值，以佛教文化为符号表述，“西天取经”不纯粹是一场搬经、译经的文化区域转移行为，而是一场立足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并对佛教文化符号进行全面理解和文化想象的活动，利用佛教文化的精神理念和空色关系，来阐释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而全面抛弃两汉经学的世俗化和虚伪化，再一次捍卫了华夏文化的道体精神和文化价值。

三、“一带一路”和文化升级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行，拉开了实现“四个全面”的序幕。这一战略不仅仅要求进行纯粹的经济贸易、物质商品的对外交流，而且要在打开经济贸易的世界通道之时，抓住这个重要的契机，做好新一轮文化建设。概括来说，这一轮的文化契机有两个文化基点和文化共识：

第一，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现代性话语已经成为了社会普遍流行的话语。这种现代性话语大多数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东方转移。而且这一阶段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东方转移具有一定的机械性、盲目性，学术界将这一现代性话语危机概括为“失语症”。“失语症”的出现和蔓延，将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障碍，导致精神文化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将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二，为了避免物质功利对人心的动摇，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阐释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华夏文化核心价值贯通起来，同时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华夏道体文化的时代复兴？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华夏文化之根？这些都是急需要解决的文化智慧问题。

“失语症”的话语问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渊源问题，都促使中国人思考，站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建构一个具有世界性、东方性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方面将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彰显出来，使中国现代性话语不再失语，真正达到“立言以尽意”。将话语创新与核心价值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让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新一轮话语创新之中充满活力，全面实现中国文化的文化回归和文化升级，全面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优势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彰显华夏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在提倡和坚守自身文化传统优势的同时，依旧要积极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和新式符号，只有在东西方文化互动、融合中，才能真正实现新一轮的文化创新和话语创新。

“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到底存在着哪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呢？我们认为，第一，必须梳理清楚玉帛之路与丝绸之路的文化建构和历史经验，总结出中国古人在建构中西经济贸易通道的时候，是如何开展文化重建的？第二，要善于发现西方外来文化中的人类优秀文化，无论是玉帛之路，还是丝绸之路，“西方”都为东方文化的建构提供了知识和文化的新资源，成为华夏文化不断创新的源头活水。积极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交流，在碰撞中发现，在发现中理解，在理解中改造，充分体现文化输出与文化输入的文化双向性和交流性。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理解和改造外来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判断价值呢？第三，要重视新一轮文化建设、文化交流和文化升级。文化升级和话语创新是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危机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兴衰存亡的关键所在。如何开展外来文化的中国化问题？如何有效地利用外来文化，开展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这些问题都是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过程中，应该思考和解决的大问题。

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时，中国如何积极应对与之相随的文化建设问题呢？我们认为，要紧密联系和研究玉帛之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文化建构和文化传统，中国一定要清醒认识和牢牢把握“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文化建构新契机，梳理和概括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优势，弘扬华夏文化善于创新的文化精神和历史资源，总结大传统白玉崇拜和佛教本土化的文化经验和创新途径，坚定不移地立足于本土文化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发现、吸收和改造欧亚非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元素和话语符号，充满自信地主动构建社会主义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理论体系和文化形式，走出一条华夏文化优势与时代新经济、新文化交汇融通的文化新路，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的文化建构奉献中国的文化优势和华夏智慧，积极引领世界文化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危机，为全球文明的和谐共存和生态发展提供全新理念和文化支撑。

注释

1 叶舒宪：《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初探》，《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专项基金项目《社会赛博空间与先秦儒家的文化表述》（项目批准号：13JCY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