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济洲　（中山大学哲学系　510000）

从韩愈诗看其对佛教之态度

郑济洲（中山大学哲学系510000）

韩愈辟佛在学界几成定案，然而在韩愈的诗作中，既表现有排斥佛教的诗作，又存在着包容佛教之诗作。分析这些诗作，可以洞见韩愈对佛教的真实态度，实为在政治、经济、伦理上辟佛，而在心境与艺术上容佛。韩愈身处是佛学兴盛的时代，其辟佛出于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恪守，其容佛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韩愈的诗作中可以看出韩愈对中印文化会同的反思，这一反思对当代中国中、西、马哲学的融通有启发意义。

韩愈；韩愈诗；佛教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之倡导者，宋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作为唐代古文运动之领袖，韩愈重塑文风“实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面引起”。当中唐之世，藩镇割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因此，韩愈所倡之古文运动之根本目的实为抑佛尊儒。终韩愈一生，其排斥佛教可谓不遗余力，为了辟佛，他撰著大量诗文；为了辟佛，他几乎丧命、惨遭贬谪。元和十四年，时年五十一岁的韩愈上唐宪宗《谏佛骨表》，力陈信佛对国家无益，结果触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被处死，最终以贬谪潮阳为收局。

在贬潮途中，韩愈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当时距韩愈离世尚有五年，在衰朽残年、穷途险境，韩愈仍可振臂高呼、排斥佛教，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故《新唐书·韩愈传》赞到：“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近人卞孝萱、张清华、阎琦合著之《韩愈评传》亦言：“韩愈以辟佛抑老为己任，以建立道统、传道以治国为旨归。”

当今学界对韩愈辟佛几成定案，本文欲从韩愈诗入手，考定韩愈对佛教之真正态度，提出韩愈对佛教之态度实为在政治、经济、伦理上辟佛，而在心境与艺术上容佛。

一、辟佛与容佛——问题的引出

贞元十六年，韩愈居洛阳，时临淮太守招僧澄观，此僧与韩愈交友，故于临别时，韩愈撰《送僧澄观》赠之，诗中有言：“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清潘德舆评其诗曰：“李冶仁卿讥弹退之，业已触排异端，不应与浮屠之徒相亲，又作为歌诗语言以光大之。此盖未审腿之之心者。夫退之之心，所憎者，佛也，非僧也。佛立教者也，故可憎，僧或无生理而为之，或无知识而为之，可悯而不可憎也。观退之送惠师云：‘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言其虽为浮屠，而人则不为彼教所束。故用乃字见意。送澄观云：‘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是欲其归正而用其才能，不以僧徒异亲，故用虽字见意。送灵师云：‘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饮酒嘲谐，皆戒律所禁，灵师能尔，转用以誉之，亦爱僧辟佛之意也。退之何尝光大其教哉。”

潘德舆之诗评实曲解了韩愈，及吾辈所知，佛教有三宝——佛、法、僧，三者三位而一体，是佛教不可或缺的三个元素，岂可将佛教与僧严格区分，视韩愈憎佛教不憎僧？潘德舆所论，既不解佛教，亦不解韩愈，试想一个不了解佛教之韩愈岂能在辟佛之时气冲牛斗？此外，《送惠师》中韩愈称惠师“乃是不羁人”并非仅指“不为彼教所束”，而是不为世间任何事物所束，此为僧人修行之境界，潘德舆将佛教与僧裂分为二，自不能通晓其中之玄机。其三，其对《送灵师》中“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之解亦不甚精当，僧人饮酒在中唐已不乏其例，此正体现僧人狂放不羁、特立独行之性格。

因此，上述三首送僧诗，皆可视作韩愈包容僧人之典型案例，而容僧即是容佛教。此外，韩愈亦著有其它六首与僧人交往之诗作，分别是：《别盈上人》《送文畅师北游》《嘲酣睡二首》《送无本师归范阳》《听颖师弹琴》和《题秀禅师房》。通过这些诗作可以看出，韩愈对佛教之态度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带有一定之包容性。然吾辈如若不细加分析韩愈对佛教之态度，则必以为韩愈为阳儒阴释之徒，近人陈登原即犯此错误，其《韩愈评》有言：“好佛而辟佛，辟佛而又不能远佛，执其二端，而为矫激之沽名；而不识夫佛徒之深入人间，而徒取前人俚浅之说，以肆其咆哮，而咆哮之后，则又饶有悔意。乞怜摇尾，见于词色”。陈登原对韩愈之意见实为历代批韩之造极，然陈登原笔下之韩愈并不是历史上之真韩愈，陈登原评韩愈对佛教之态度亦与韩愈之真实态度相违。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通过其早年（贞元十一年）之《答张籍书》和晚年（元和十五年）之《与孟尚书书》可证韩愈反佛之立场从未改变。韩愈于元和六年曾作《双鸟诗》痛斥释老，诗中有句：“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鸟鸣，自此无春秋。不停两鸟鸣，日月难旋輈。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天公怪两鸟，各捉一处囚”，韩愈对佛教激愤之态度已跃然诗中。然通过上文之论述有一抵牾之处，即辟佛之韩愈为何有容佛之态度？

二、韩愈辟佛

实际上，韩愈既有辟佛之态度，亦有容佛之情怀，析而言之，韩愈是在政治、经济、伦理上辟佛，而在心境与艺术上容佛。在政治上，韩愈是坚决辟佛的，尤其对于政治借助佛教来塑造百姓信仰和僧人从政这两个方面大加痛斥。对于前者，我们从韩愈贬潮途中所作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已见一斑；对于后者，《广宣上人频见过》可为佐证：“三百六旬长扰扰，不冲风雨即尘埃。久惭朝士无裨补，空愧高僧数往来。学道穷年何所得，吟诗竟日未能回。天寒古寺游人少，红叶窗前有几堆。”

诗作抨击了一些“上人”（高僧）不安修行本分，终日拜谒朝中权贵、谋求政治利益之现象。在韩愈之另一诗作《和归工部送僧约》中亦可看出韩愈对这类伪僧之不屑，诗中写到：“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学因循到白头。汝既出家还扰扰，何人更得死前休”。这类心怀鬼胎之僧人自不在韩愈交友之列，韩愈所交之僧友必是心境旷达、才艺出色之辈。如有僧能为社会作积极之贡献，韩愈更是大加褒扬，如僧澄观能止“夸雄斗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佛教对中唐经济之削减，故韩愈赞其“公才吏用当今无”。值得注意的是，韩愈虽不赞成僧人从政，却支持还俗之僧人从政，如贾岛即是在韩愈教诲下还俗从政。

韩愈辟佛之第二个方面，即是在经济上坚决反对寺庙构建和僧人免税。《送僧澄观》中写到：“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其中可看出韩愈对寺庙构建所造成之经济损失与百姓疲敝之愤慨。《送灵师》中又道：“佛法入中国，尔来七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中唐之世，国家税收甚高，而唯独僧人免税，因此众多交不上税之平民选择落发为僧。如此一来，不仅降低了僧人队伍之质量，出现众多伪僧，亦影响了国家税收之来源，从而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韩愈对僧人免税大加贬损。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佛教确对经济产生了不良之影响，陈寅恪于《论韩愈》中说：“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故在经济上，韩愈亦是坚决辟佛的。

佛教之伦理诉求与儒家是迥异的，一旦出家，僧人即斩断了与一切亲人之血缘关系，而成为一个普济众民之独立个体，这与秉持亲亲伦理之儒家是绝不相同的，亦是立志传承儒家道统之韩愈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韩愈对出家之僧人往往表现出一种伦理域之怜悯，《别盈上人》即是一例：“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牵俗来何时。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此诗是韩愈与僧人诫盈离别时所作，韩愈能与诫盈交友自有容佛之倾向，然离别时之依依不舍，又表现出韩愈对与诫盈身处不同伦理界域之无奈，而辟佛之倾向即暗藏其中。

三、韩愈容佛

韩愈在政治、经济、伦理上坚决辟佛，然从其与大量僧人交往来看，其容佛之心态毋庸赘言，而具体言之，韩愈是在心境与艺术上容佛。佛教之心境与儒家之心境亦是迥异的，儒家主积极入世，故其心境略显紧张；自新禅宗产生以来，佛教对人世之态度由出世转为遁世，其心境主逍遥闲适。因此，从学理上来看，佛教之心境是可对儒家之心境进行一定之补充，尤其在人落魄失意之时，佛教之心境可带人从精神上走出困境。元和十五年，贬居潮阳之韩愈与大颠和尚交友、聆听佛理，终在心境上得到了一定的解放。阎琦在《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中说，此时之韩愈“因谏迎佛骨而产生逆向兴趣，企图试探性地了解并体验一下佛理”，在与大颠和尚交谈佛理之后，“他颇能以佛教的‘以理自胜，不为外物侵乱’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我们通过韩愈为澄清自己“近少信奉释氏”而作《答张籍书》之若干内容可证阎琦之论。而韩愈在元和十五年居潮期间所作之《题秀禅师房》可看出其接触佛理后，心境已较贬潮途中大为改观：“桥夹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暂拳一手支头卧，还把鱼竿下钓沙”。诗中描绘韩愈寄情山水、悠游垂钓之画面足可证明韩愈此时之心境以大为不同。

韩愈对佛教所提倡之心境是取包容态度的，其本人更是亲自践行并获益良多。相较于心境，韩愈对佛教之艺术更是倾心，兹从音乐与壁画两方面论述。佛教音乐传入我国之后，无论是唐代的繁盛阶段还是宋元以后的通俗化阶段，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古雅清静、庄严静穆、优美深沉，有着独特的宗教氛围和修行的作用，使人沉浸于光明禅瑞、清净安宁、庄严肃穆的感染之中，佛教音乐能收摄浮躁涣散的心神，从而引发出潜移默化的宗教体验。在韩愈与僧友之交游诗中，《听颖师弹琴》即是一首韩愈欣赏佛教琴曲之后有感而作的：“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纵观全诗，虽然不能证明韩愈是否潜移默化地生发了对佛教之宗教体验，但通过“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一句可确信韩愈必为琴曲所深深感染。而琴曲从清净安宁到庄严肃穆再到辽阔气壮之变化，使韩愈浮想联翩、感动非常，终以动情之“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止住了僧颖之弹奏。韩愈如此为琴曲所感动足见其对佛教之音乐青睐有加。

韩愈不仅喜爱佛教之音乐，亦喜爱佛教之壁画。从《山石》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谒衡岳庙》句：“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句：“深林高玲珑，青山上碗淡。路穷台殿阔，佛事焕且俨”，《纳凉联句》句：“大壁旷凝净，古画奇驳牵”，《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句：“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中，可以推论出韩愈生前格外留意佛寺之壁画并喜爱之。近人陈允吉认为：“韩愈与唐代佛寺壁画的关系，不仅是表现为一般的欣赏和爱好，他以一个诗人对壁画观赏之富，从进一步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深入渗透到他诗歌创作中间的内在的联系，也是一种体现着画与诗两种不同艺术之间的相通相生的关系。这种画与诗的感通，是文化艺术史上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在形成韩诗艺术特点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的确，艺术之间是相通相生的，韩愈在欣赏佛教音乐与佛教壁画的同时，其诗歌创作必受着潜移默化之影响。唐李肇《国史补》中谈到唐代中叶诗文变化之趋向时曾说：“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韩愈元和时期所作之诗尤其雄架险怪，最能代表这一潮流之动向，而这正是佛教艺术对韩愈诗歌创作之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之《南山》中连续使用五十一个“或”字来铺写南山奇峰异壑之变状，此与一般诗歌尤为迥异。近人饶宗颐在《韩愈南山诗与佛书》 中指出昙译《佛所行赞、破魔品》中有一长段褐颂，用迭句的方式连续出现“或”字三十余次，以此考定韩愈《南山》这一段诗在写法上受到佛经褐颂之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韩愈除乐于接触佛教音乐与佛教壁画外，亦接触了佛教之文典，而这些佛教文艺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韩愈之诗歌创作。

中唐之世，佛教盛行，韩愈身处该历史阶段，耳中常回荡清雅之佛教音乐，手中常流行异趣之佛教文典，眼中常浏览雄怪之佛教壁画，其怎能不受其影响？而唐代社会对文化之态度普遍包容，韩愈作为一个唐朝人，其文化之态度必与大势相合。因此，韩愈对佛教之态度并非一味地排斥，而是在政治、经济、伦理上辟佛的同时，在心境与艺术上对佛教有所包容。

陈寅恪在《论韩愈》中提到：“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新禅宗对韩愈是否有启发道统之功用笔者保留意见，然韩愈之思想受新禅宗之影响定是当然，这不仅取决于韩愈个人对佛教之文化胸怀，亦取决于唐代社会之文化氛围。钱穆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元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合。” 韩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其对佛教文化的部分包容，正是这句话的典范注脚！中唐之世，韩愈对佛教之包容尚属保守，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之倡导者的柳宗元，其一生致力于调和儒佛二家，佞佛一词，用在他身上，可谓恰如其分。正是众多学界领袖在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包容胸怀，有效促进了唐代文化之多元融合。21世纪的今天，身处多元文化浸透中的我们，每当回想起韩愈在多元文化下的文化胸怀和文化选择，真有拨云见雾之功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29.

[2]欧阳修等著，宋祁编.新唐书（第十七册）[M].中华书局，1975：5269.

郑济洲，中山大学哲学系2014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