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意识和黑人妇女主义——以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为例

2016-07-14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1731

名作欣赏 2016年5期

关键词：美国黑人莫里森白人

⊙喻　红［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成都　611731］

⊙喻红［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1731］

摘要：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理论和白人女权主义、黑人男作家的文学一样，一直存在着一个盲区：黑人女性。本文梳理了女权主义的发展脉络以及黑人男性文学的发展，结合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来探讨在妇女主义视域下美国黑人生存的意义。

关键词：妇女主义双重意识黑人性黑人文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文学“哈莱姆复兴”见证了理查德·赖特和拉尔夫·艾利森为代表以突出黑人与白人矛盾的“抗议文学”形式的兴起，而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发展，60年代的美国迎来了新一轮的黑人文学高潮。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和她们的女性前辈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一样，从女性角度和女性视野入手，探索美国社会中黑人的尴尬境遇以及他们追求身份建构的尝试。与其他两位女性前辈不同的是，莫里森更多地关注黑人社会内部的“种族歧视”和内化的矛盾。她用独特的视角和洗练的语言来言说美国黑人经历的历史，演绎黑人种族“不可言说”的过去和身份建构艰难的历程。

作为黑人族群中的一员，莫里森将非裔美国人的苦难和艰辛融入到文字当中，同时也深刻观察到黑人“内化”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莫里森同时也是一位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浸润的黑人女性，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主义成为其体会黑人女性境况乃至解读黑人种族生存的视角。

一、双重意识

“双重意识”是美国黑人社会运动家杜波伊斯于1897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首次提出的。他发表了有关“双重意识”观念（concept of double-consciousness）的文章，后来又在1903年发表的《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书中进一步用“双重意识”这一概念解释黑人的经验：

黑人生来就带有面纱，在这个美国世界中被赋予了洞察力——这是一种没有真正自我的意识，而仅仅是通过另一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这是双重意识，一种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用另一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通过对“双重意识”的阐释，杜波伊斯指出美国黑人身上具有的独特“二重性”（two-ness）——“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二重性——美国人、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调和的争斗；一个黑色身体中的两种敌对的思想”。换言之，“双重意识”反映出美国黑人处于黑人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两种不同文化世界观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冲突状态，落入非此即彼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对拥有黑人血统以及西方文学文化修养的黑人作家来说，“双重意识”也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无法摆脱的两难抉择。黑人作家面对着两个不同的读者群——黑人和白人。这两个群体观点对立，存在种族矛盾，因此黑人作家们的写作得同时考虑两个族群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处在白人文化和黑人传统文化夹缝里的美国黑人，就像杜波伊斯所说的一样，失去了自我意识。面对强势的白人文化和美国物质主义的冲击，黑人找寻不到真实的自我，成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或只专注于黑人文化，在自我和白人社会之间实行彻底的文化断裂，从而发生个人身份的“异化和变质”。

二、黑人女性的“被看”与“看”

女性主义（feminism）源起于西方对“女性学”的研究，而女性学的英文由最初的“the study of women”改变成为“women’s study”，象征着女性从一个被动的、从属的、沉默的客体转变成为独立的、拥有自己话语权的主体。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是被男权社会“边缘化”的角色，男性话语权将女性定位为被看、被界定、被塑造的“他者”。随着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运动的兴起以及后来民权运动的推动，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从19世纪中叶到当代，妇女权利活动家以及女性作家们都为“女性主义”呐喊助威。其中，开创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先河的文论家、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章《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女性应该凭借自身的努力来探索女性自己的经历，而不是把男性的经历套用在对女性经历的评价上。而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则更关注女性话语权的“政治性”。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塑造女人的是整个文明……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中，女性永远是他者，是相对于男性这一本质的非本质，女性之所以难以回到其本质是因为她们还没有试图恢复自己的本质。”之后，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比波伏瓦更进一步地指出男性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权利与规定。法国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

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黑人女性一直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处于边缘化和无形的状态。而由白人女性担纲主力的女权主义运动虽然为女性争取合法权益和政治话语权，可广大的黑人女性仍然未能享受到这一有自己同胞参与而获取的福利，她们成了被遗忘的群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给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也“拓展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以艾利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作家在白人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展现黑人种族在“黑人性”与“白人性”之间夹缝生存的困境，提出黑人女性身份建构的研究，并提倡“黑人美学”，黑人女性要摆脱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确立主体意识，以传统的黑人文化和黑人女性的特殊使命帮助非裔美国人重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

在美国文学中，黑人女性屡屡是以被规定、被奴役和模式化的形象出现。在大多数美国白人作家的经典作品中，黑人女性成为白人女性的“镜子”。这种镜像关系的主动权一直存在于主流话语里。黑人女性往往是以大腹便便、愚昧无知的保姆或城市贫民形象出现，这样的形象则恰好衬托出白人女性的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而担纲“抗议文学”大旗的赖特和艾利森则主要是将焦点集中于生活在城市中的黑人男性面临来自白人的歧视和压迫的困境，黑人女性显然不是他们描写的重点。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里，一些黑人女作家如佐拉·尼尔·赫斯顿发出来自黑人女性的吼声，但是在当时实在难以撼动以男性“抗议文学”为主题的黑人文学。在美国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黑人女性仍然处于“无声”或“失语”的状态。

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理论与美国黑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在20世纪初期，“双重意识”的提出无疑给当时兴起的黑人美学运动乃至60年代的美学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作为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杜波伊斯敏锐地觉察到了处于美国这样一个物质社会中的黑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白人性”给黑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双重性。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杜波伊斯在其创办的《危机》上宣传他的文学观。这一阶段，黑人美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黑人文学“艺术到底是不是宣传”的观点上。而杜波伊斯明确提出，黑人文学除了政治宣传和文化庆典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他的这一观点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评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纵观杜波伊斯以及之后的“哈莱姆文艺复兴”和“抗议文学”潮流，笔者并未发现其中对黑人女性详细的描写。那么，遭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哪里去了呢？在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的眼望上苍》成为反映黑人女性追求自我和幸福的作品，赫斯顿也代表黑人女性发出自己的吼声。她的作品大多体现南方黑人的真实生活以及对黑人身份的肯定。这个擅长黑人民俗文化的黑人女作家虽然名噪一时，但是由于白人女性主义以及黑人男性的忽视，她最终湮没于南方的荒草间。直到后来六七十年代，随着黑人女权主义书写和黑人女性批评的兴起以及对黑人文化和习俗的“黑人美学运动”和美国黑人女作家、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艾利斯·沃克才重新挖掘出她的作品内涵，以及其中包含的黑人民间文化和黑人传统的价值。艾利斯·沃克在发掘黑人女性文学的同时，创造“womanism”（妇女主义）一词。在白人女性主义抛弃黑人女性，走到发展的死胡同时，沃克的这一创新无疑瓦解白人女权主义者的霸权主义话语，弥补了白人女权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打破黑人社会对黑人女性的扭曲和忽视；随后，从7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批黑人女性作家和评论家，掀起了黑人女性批评的高潮，也带来了“黑人女作家文艺复兴”。多年前，莫里森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黑人妇女如何看待妇女解放运动”。她认为白人女权主义运动“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其没有获得黑人妇女的广泛支持，它也没给黑人妇女带来什么益处。

70年代以来，在黑人女作家看来，无论是白人女性主义者发起的女权主义运动，还是以往黑人男作家的作品，要么把黑人女性遗忘，要么把她们塑造成为被规定、被误读、被曲解的形象。而以理查德·赖特为代表的“抗议文学”中关于女性的书写甚少，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黑人男性在融入美国社会时的尴尬处境以及他们对美国种族歧视发出的怒吼。而在黑人女作家们的眼里，黑人女性的“失声”乃至扭曲并非由于自身的弱势，而是长期以来黑人女性就遭受着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黑人女作家所极力反对的不仅是白人女权主义者们所谓的“女权中心”，因为她们并没有把黑人女性纳入社会范畴，她们的理论建立在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经验之上，而并未涉及黑人女性的生活经历；另外，黑人女作家们反对的还有黑人男性对自己同胞的忽略。黑人女作家的任务则是打破对黑人女性描写的固有模式，建立属于自己的黑人女性书写，从黑人女性的角度对黑人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进行探索，发掘出不同的黑人女性话题，如黑人社区的作用，母爱主题，姐妹情谊等。黑人女性作家的首要任务是把被遮蔽的、被扭曲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重新改写。

三、《所罗门之歌》：黑人女性视角下的黑人性与白人性

在美国黑人身上，“双重意识”具体体现在黑人性与白人性同时存在的矛盾。黑人性与白人性是黑人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纠葛。一方面，种族的黑人性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价值观，而希望与美国主流社会融合的想法则体现了黑人对生活与政治的美好愿望。白人主流社会宣扬的美国梦成为一代代黑人不懈奋斗的动力和目标。在充斥着美与丑、富有与贫穷、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世界里，他们不得不进行选择，是抛弃种族文化、迎合白人的价值观，抑或植根于传统、弘扬黑人文化。白人价值观里对美丽的理解，对强势文化的推广以及对事物一分为二的看法都成为烦扰黑人的主流“标准”，而也有部分黑人并不被白人主流价值观所左右，仍然依照黑人的文化和传统生活。

作为黑人女性书写的代表人物，托尼·莫里森不仅诠释了在种族主义下的黑人生存境遇，还挖掘了在父权制下黑人女性的“失声”状态。在莫里森的作品中，不乏“黑人性”与“白人性”的对立与冲突。“黑人性”和“白人性”的纠葛使得黑人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状态，丧失了黑人性，没有黑人主体性。在种族歧视和男权思想下，要建立黑人女性书写，就得涵盖了黑人女性经验，并把女性日常生活体验纳入进去。而黑人女作家则尝试着透过黑人女性的视角，从黑人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日常生活来解读黑人女性存在的价值，也诠释了整个黑人群体面临的生存危机。在莫里森眼里，黑人女性实际上就是黑人种族“黑人性”传承的主要方式。在她的作品中，如同爱丽斯·沃克的《祖母的日用家当》中一样，也有体现黑人文化的“百纳被”“名字的意义”“姐妹情谊”等情节，这些都是黑人女性探寻自我身份建构的途径，也是表现黑人妇女主体性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其多部作品如《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和《爱》等来看，莫里森着眼于在美国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文化和传统的回归。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小说中处处能嗅到黑人尤其是黑人中产阶级处于黑与白文化夹缝中的病态心理。奶娃一家即是被“白人性”侵蚀、脱离黑人群体的家庭。麦肯家族中的父亲老麦肯是一位物质主义至上的财富聚集者。在他小时候，他目睹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被白人枪杀的惨剧；随后，他和自己的妹妹派拉特逃到了北方，但是他们却因为价值观分歧走上不同的道路。麦肯抛弃了父辈身上宝贵的传统，陷入白人社会推崇的物质主义漩涡。在他眼里，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房产都是其炫耀的资本，她们成为老麦肯所有的“物品”。他疯狂聚敛房产，逼迫贫穷的黑人搬离租住的房屋。一到周末，麦肯便会驾驶自己的汽车，载着妻女出去兜风。而他的汽车被穷苦黑人戏称为“灵柩”，因为车上的人全都是“dead”。麦肯家族拥有很多黑人梦寐以求的物质和财富，在黑人社区属于上层人士。可是表面的光鲜并没能使其脱离黑人群体和文化传统的尴尬处境。

作为家中被“物化”的女性，露丝和她的两个女儿一开始都没能摆脱黑人女性受歧视、被压制的命运。麦肯和妻子露丝之间的感情早已不复存在，维系整个家庭的不过是以白人家庭价值观支撑的门面而已。作为城中受黑人尊敬的黑人医生之女，显然露丝视自己的地位高于其余的黑人同胞。在她的父亲福斯特医生去世很久以后，她依然靠着父亲所获得的地位和声望生活。家中厨房餐桌上的花盆留下的水印成为其保留父亲痕迹的途径；她甚至会到父亲的墓地，久久地依偎在墓碑旁，喃喃私语，像是在跟父亲说着什么。露丝对父亲的依恋使得其丈夫对她疏远。而正是在派拉特的帮助下，才使得露丝如愿怀上奶娃并顺利将他生下来。麦肯作为一家之长，把自己的妻女置于压制之下，处处彰显自己的父权，而他们的科林西安斯虽然就读了大学，但是因压抑的家庭生活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她和姐姐一样，只得待在家里整日制作红丝绒玫瑰。她们的生活就像那玫瑰一样，毫无生气。在奶娃和老麦肯眼里，家里的三位女性就是“摆设”，可以随意差使，可以对她们“指手画脚，视而不见”。在科林西安斯42岁时，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走出家门，拥有经济上的独立，才不至于像红丝绒玫瑰般没有生气。她找到了一份女仆工作，重拾自己的自尊。同时，她努力摆脱父权的阴影，搬到南区一所房子和一位底层黑人男性亨利·波特同居。起初，她的内心非常痛苦矛盾，觉得和一个与自己地位不相当且没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很羞耻，而亨利也感受到科林西安斯内心的焦虑，让她回到自己的家中。而返回就意味着重新回到红丝绒玫瑰中，意味着重新笼罩在父权的压制下，同时也回到非白非黑的畸形家庭氛围里，于是她在踏上自己家门廊前的台阶时，毅然转身，奔向亨利，回到父亲拥有的贫民窟，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小说中的另一位重要女性——麦肯的妹妹派拉特却是一位亲近黑人传统的女性。她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黑人女性应该具有的品质：善良和蔼、内心强大，甘当文化传承者。巴伯·希尔·里各内指出，在非洲黑人文化传统中，女性往往是以一个强者的形象出现。在她身上彰显了标准黑人女性的品质。随着她的出现，老麦肯家里开始发生变化。从以往抛弃黑人意识、试图靠近白人生活方式的“白人性”到勇敢反抗男权、走出家庭、接受黑人传统的“黑人性”的转变，派拉特的黑人女性特质和其为黑人生存危机解围的作用一一显现。她以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和对黑人文化传承表明了黑人女性乃至整个黑人种族可以实现自我救赎、摆脱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影响。

派拉特是小说中最具有非洲特色的女性，也是贯穿全篇的一个核心人物。作为奶娃的精神导师，派拉特一直保持着非洲妇女应有的传统和文化，并试图用它去影响身边的黑人。她住在贫民区，靠酿造私酒为生。经济上的独立使得派拉特能够在白人社会和男权社会立足。虽然生活在北方大城市里，但她依然保持着黑人的文化传统：她嘴里不停地嚼着东西，有时还会哼唱非洲民谣歌曲；在父亲去世后，她把父亲给她取得名字放在耳坠里，保留与父亲和过去的联系；一生辗转，但是她始终带着父亲的遗骸，从未丢弃。在奶娃遇到人生困惑时，派拉特及时充当领航人的角色，她的引导直接促成奶娃踏上南方寻根之旅，了解所罗门家族的历史和黑人飞翔的神话，从而实现其精神上的飞跃。

在小说中，派拉特行事特别，与黑人历史和传统保持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她的身上更多地闪耀着黑人传统文化的光芒，与麦肯一家的“白人性”形成了巨大反差。麦肯一家处于“白人性”的生活使得他们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文化归宿，但是奶娃通过南方的寻根之旅，了解了更多关于自己家族和黑人历史的事情之后，他不再迷茫，他的生命如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变得坚定无比、自信满怀。透过奶娃的改变，莫里森表达了黑人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在发扬黑人文化的过程中，黑人女性的力量不可小觑。

四、结语

作为一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作品以及她的创作理论思想无疑受到当时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但是与其他的黑人女作家不同的是，莫里森更侧重对黑人传统的关注以及在美国社会中黑人文化的价值。莫里森本人就对非洲黑人文化和非洲美国黑人文化有一种热爱，她曾表示：“我就是想写这样的文学作品——其黑色特征不可能被抹杀，也不容置疑。”也就是说，在其作品中，莫里森认为还是要以黑人文化、黑人历史、黑人艺术策略为研究基础来对黑人文学价值进行评判。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透过非洲黑人语言和象征意象表达自己对于“黑人性”和“白人性”两种不同文化特质的态度以及黑人应该秉持的生活方式。她在派拉特身上体现了非洲精神引导人和黑人母亲的特性：对文化的延续，对非裔美国人生存境况的解读以及对黑人女性存在意义的探索。对于黑人性和白人性的选择，只有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位置，才能找回自我，而盲目模仿主流社会的观念和思想，摒弃自己文化价值中的精华是注定要失败的。

参考文献：

[1]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威·伊·杜波伊斯.黑人的灵魂[M].维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郭晓洋，马艳红.论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及其对美国黑人文学的影响[J].东北大学学报，2007（3）.

[4]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Beauvoir，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52.

[6]贝尔·胡克斯.从边缘到中心：女权主义理论[M].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7]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视域下的女性书写[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8]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 Foster，Frances Smith. Written by Herself [M]. 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丁礼明.艾利斯·沃克《紫色》中的“黑人性”文化现象解读[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