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萧［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从《终身大事》到《五四遗事》——论五四女性命运的演变轨迹

⊙任萧［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从胡适的《终身大事》中对女性“出走”的最初想象，到时隔数十年之后张爱玲《五四遗事》中对五四时期婚恋、家庭问题的吊诡式书写，我们可以发现，五四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女性解放运动也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本文试从胡适《终身大事》、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鲁迅《伤逝》和张爱玲《五四遗事》入手，浅析五四时期女性命运的演变轨迹。

关键词：《终身大事》《五四遗事》五四女性

胡适《终身大事》、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鲁迅《伤逝》和张爱玲《五四遗事》是先后出现于五四文坛上的描写女性命运的典型文本，在这些五四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女性命运变化的轨迹。如果说《终身大事》提示了女性解放的一种可能道路：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必要时可以用离家出走作为武器，那么《女儿身世太凄凉》《伤逝》和《五四遗事》则证明了这条道路的虚幻性。

一、“中国式娜拉”的出现

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面对父母双亲对她与陈先生的婚事的阻挠，转而求助于她的恋爱对象陈先生，并因陈先生的一纸字条而下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发出了“这是孩儿自己的事，孩儿需要自己决断”的呼声，这呼声看似掷地有声，实则是身为男性启蒙者的陈先生教授与她的，而并非是田亚梅发自内心的呼声。可见，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虽然饱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并身体力行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新的思想观念，但她们在心智上尚未发育成熟，还不能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只能求助于自己的恋爱对象，让男性启蒙者帮她出谋划策，在实质上依然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没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

胡适在1918年6月曾与罗家伦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之后胡适又写作了《终身大事》这部剧作，并于1919年3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塑造了第一个“中国式娜拉”的形象——田亚梅。然而田亚梅是不同于易卜生剧作中的娜拉的，娜拉的出走离开的是丈夫之家，她不要再做丈夫的“玩偶”，表现出的是对现代男权意识的反抗，而田亚梅的出走离开的是父母之家，反抗的是以父权为象征的传统家长制的压迫，她即将走向丈夫之家并成为丈夫手中的牵线木偶。所以，娜拉出走的起点成为“中国式娜拉”出走的终点，这自然与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因为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方面面临着新的思想观念的冲击，追求个性解放，另一方面又一时难以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所以反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走出父母之家就成为了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的第一步。

二、女儿身世太凄凉——出走之难以实现

凌叔华在《女儿身世太凄凉》这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旧式女子婉兰，一个是新式女性婉兰的表姐。婉兰虽然在结婚之前就从她的表姐那里得知了她的未婚夫李三少爷品性不端，却没有勇气违抗父母之命做出离婚的大胆举动，只能逆来顺受，成为了传统包办式婚姻的牺牲品。婉兰的表姐作为一个新女性，见多识广，倡导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并身体力行，但最终却成为了“男女社交公开”的牺牲品，曾经仰慕她的三个男子由于向她求婚遭到了拒绝，便心生怀疑，以为她另有所爱，在报纸上造谣生事，污蔑她的名声，她经受不住这种恶意的言语攻击和父母的埋怨，气郁而终。

在凌叔华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像婉兰这样温柔贤淑、逆来顺受的旧式女子，还是像婉兰的表姐这样思想开明、行为开放的新式女性，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旧式女子饱受传统包办式婚姻的毒害，为了顺从父母的意志而失掉了自己一生的快乐；新式女性受到“男女平等”“社交自由”等口号的鼓动身体力行，最终却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正如小说中的婉兰所说：“中国讲男女社交公开，不够程度，常常叫女子方面吃亏的”，所以“出走”这一行为在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可见，如果没有彻底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女性的切身权益就无法得到确实的保障，所有的关于女性解放的口号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出走之后的伤逝

鲁迅的《伤逝》以“涓生的手记”的形式描写了勇敢走出父母之家的子君无力走出丈夫之家的悲剧，塑造了又一个“中国式娜拉”的形象——子君。子君在与涓生交往的过程中，面对来自胞叔和父亲的压力，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坚决果敢的话语，这句话震动了涓生的灵魂，使他对中国女性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此时的涓生没有意识到的是：子君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在子君与涓生同居之后，他们逐渐失去了精神上的交流，只能通过回忆旧时的生活来找回一些失去的乐趣。涓生逐渐意识到，他已经不爱子君了，他觉得子君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负担，最终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子君：“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涓生告诉子君：“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然而对于子君来说，自从她走出父母之家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经把爱情当作了自己生命的全部，失去爱情她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子君不能像涓生所称赞的娜拉那样果决地走出丈夫之家，她最终回到了父亲的家中，在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中抑郁而终。

《伤逝》中的子君作为又一个“中国式娜拉”的形象，虽然她以爱情为盾勇敢无畏地走出了父母之家，但由于她自身缺乏人格和经济的独立，一味地把爱情当作生活的全部，所以她依然没有摆脱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地位，一旦她失去了涓生对她的爱，她就失去了生活的全部意义，只能走向死亡。鲁迅的《伤逝》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对胡适的《终身大事》这部剧作的续写，胡适在《终身大事》中写到田亚梅走出父母之家后就戛然而止，虽然这部“游戏的喜剧”有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尾，但我们不知道田亚梅最终的结局是幸福还是不幸。鲁迅在《伤逝》中描写了子君走出父母之家走进丈夫之家后的悲剧命运，让我们看到了叛逆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争取到了恋爱和婚姻的自主权而发生根本上的变化，中国女性的解放还需依赖自身精神上的觉醒以及人格和经济的独立。

四、出走之后的沦陷

在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这篇小说中，罗先生为了跟密斯范在一起，先后两次离婚，前后历时11年的时间。在与罗先生结婚之前，密斯范是女校高材生，优雅娴静，热爱读书，崇拜雪莱。在罗先生进行离婚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密斯范也在奋斗，“她斗争的对象是岁月的侵蚀，是男子喜新厌旧的天性”。“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但是婚后的密斯范仿佛变了一个人，“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的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罗先生忍受不了她的这种做法，他们经常吵架，后来罗先生又在亲戚的劝说下把他那两位离过婚的夫人接了回来。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

虽然这部小说的结尾是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但却充满着吊诡的意味。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换来的不易的婚姻并没有收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结局，密斯范和罗先生并没有因这婚姻的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作为一个五四新青年，罗先生长期奋斗的结局也不过是又回到了传统封建家庭中的一夫多妻制，他之前为了离婚而进行的努力也不过是徒劳无功的。婚前和婚后的密斯范判若两人，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五四新女性，婚后的密斯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修养和风度，沦落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主妇。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不可避免的人格缺陷，所以他们自身还难以承担起自我解放的重担，他们努力奋斗的结果也不过是又回到了传统的窠臼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反讽的结局。

综上所述，无论是《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还是《伤逝》中的子君，她们都没有形成健全独立的人格，难以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女儿身世太凄凉》中婉兰的表姐虽然拥有比较健全独立的人格，但却成为了“男女社交公开”风潮的受害者，《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婚前婚后判若两人，婚后的她重蹈旧式女性的覆辙，陷入了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家庭之中。五四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新的社会思潮的涌动而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女性解放运动也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需要彻底的社会变革，还需要女性自身精神的觉醒，只有女性真正获得了人格和经济的独立，女性的命运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参考文献：

[1]胡适.终身大事[J].新青年，1919（3）.

[2]凌叔华.爱山庐梦影[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鲁迅.鲁迅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张爱玲.传奇[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作者：任萧，文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