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颖君［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因内而符外”与“风格就是人”——以《文心雕龙·体性》与《论风格》为例分析两者风格论的异同

⊙谭颖君［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要：“因内而符外”与“风格就是人”是刘勰与布封关于风格论的观点，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刘勰与布封的风格论都是在继承前人关于风格的论述基础上形成的，都不满于当时文坛的不正文风。然而，二者对风格的定义又有所区别，并且对其影响也不尽相同。“因内而符外”与“风格就是人”对中西风格论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刘勰布封风格论“因内而符外”“风格就是人”

一、《文心雕龙·体性》与《论风格》

《文心雕龙·体性》是《文心雕龙》第二十七篇，是学术界公认的讨论风格的专篇。《体性》篇主要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提出了“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重要观点。法国著名文学家布封的《论风格》是一篇专门研究文学风格的著名论文。布封认为：风格是一个纯粹智力上的优点，是指条理性、连贯性、入情入理地步步展开，是人的因素，是组织和传达思想的头脑。布封强调人的价值和力量，在探讨文学风格的成因和表现时，极力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思想、智力等方面对形成风格的决定作用。《论风格》的中心观点是“风格就是人”，这也是布封风格论的核心。“风格就是人”，经常被人解释成“文如其人”，这与布封的本意并不完全相符。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不仅强调作品风格像作家的人格，而且也强调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形式，是其思想、情感、性格、气质、爱好、艺术才能等多种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印记和标志。因而风格是因人而异的，是不可以脱离作品而存在的，也是不可以转借的。这种观点和刘勰的“因内而符外”的风格论非常的相似，但也存在一些不同。

二、所见略同

（一）批判性。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体性》的主要目的是矫正当时的不正文风，使作文取法经典、归于正道。从刘宋时期以来所形成的追求辞藻华丽、言辞新奇而失之雅正的不良文风一直影响到南齐，如沈约、谢等。针对这些情况，刘勰在密切关注当时文学发展的基础之上，批判绮靡藻饰的文风，强调崇尚雅正的文风。刘勰认为各体文章都源于“五经”，宗经的同时要注意创新，这在《征圣》《宗经》等篇目中也有言说。

布封的《论风格》紧密结合了18世纪中叶启蒙主义文学反对虚伪、矫饰的贵族文学的斗争。布封用犀利、尖刻的语言对当时的贵族文学进行了批判。布封在《论风格》中提道：“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是“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有些人“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或者花了很多功夫锤炼字句，却还是“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些作品终将被埋没。于是布封提出了“风格就是人”，认为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也不能转借。布封反复强调人和自然是诗、历史和哲学所共有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对象，以此来反对当时文坛上的华丽绮靡风尚。

（二）继承性。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都对之前的风格说有一定的继承。二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概括和提升，从而超越了之前的风格观。

我国古典文学风格论经历了发生、发展和成熟阶级，刘勰的风格论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结晶。先秦两汉时期是风格论的发生期，孔子论《诗》、孟子的“知人论世”、司马评《骚》，都从内容、情味方面着眼，涉及了风格的问题。汉代扬雄提出“心画心声”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心画心声”说最早把人的语言、书的言辞与作者的人品联系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气”的观点：“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①虽然曹丕没有直接用“风格”这个词，但他所说的“气”是真正意义上关于风格的论述。这里的“气”，主要指作家的个性气质，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刘勰的《体性》篇正是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之上确立的，并将风格论进行了完善，阐明了作者和作品风格之间的“二而一”“一而二”的密切联系。

西方文论中的“风格论”。“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本义为一个长度大于宽度的固定的直线体，之后引申为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独特面貌。西方文论史上的“风格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讲道：“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②，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主客观契合上论证了文学风格的重要作用，属于现实主义风格论。之后古罗马的著名文论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是西方文论史中第一篇直接论风格的著作。朗吉弩斯通过对崇高风格的认识和解读，突破了风格在语言形式上的局限，认为天赋是产生崇高风格的基础，技巧是保证实现天赋的条件，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只有庄严崇高的思想和强烈的激情并加上完美的技巧，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风格论”的理论内涵。布封的《论风格》正是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作为创造主体的作者，其主观思想与精神对于风格形成的重要性。“风格就是人”确立了西方风格论的中心思想，成为了构建西方风格理论的基础。

三、各有千秋

（一）对风格的界定。刘勰“风格论”所称的“风格”，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概念。《文心雕龙》全书中“体”字出现了八十多次，在不同的篇目，甚至在同一篇目的不同语句中，意义都不相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体”包括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体裁、语体、风格。在众多的《文心雕龙》研究中，通常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体性》篇中的“体”并没囿于“体裁”“风格”的意义范畴，而是作品之体，介于“体裁”和“风格”之间的“文体风格”。关于“体性”之“性”可以理解为作家之性。刘勰认为“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刘勰不仅看重先天的“才”“气”，同样也看重后天的“学”“习”。“体”与“性”就是作品的文体风格与作家之性。“性”相对于“体”是内在隐蔽的，而“体”则是“性”的外化。

布封的《论风格》没有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一样进行全面的分析。《论风格》作为一篇演讲稿，不可能像《文心雕龙》那样面面俱到。布封的“风格就是人”虽说和刘勰的“因内而符外”不尽相同，但是布封认为：“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②，所以说，布封对“风格”的界定与刘勰对“风格”的界定是有区别的。布封更关注的是题材的表达和文笔的运用，甚至有翻译者将布封的这篇演讲稿直接翻译成了“论文笔”。简单地说，布封是在论述题材和文笔的基础之上构建其风格论的。

（二）对后世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影响深远，如今研究《文心雕龙》已成为一门显学——“龙学”。然而，《文心雕龙》的影响传播却经历了先隐后显的过程。《文心雕龙》写成之后，虽然得到了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沈约的认可，但到唐代以后才开始流传，明清以来才研究不断。《体性》篇的“风格论”是《文心雕龙》的精粹之一，对后世起到了示范作用。魏晋之后，众多文论家对“风格论”继承和完善，从而使中国文论史上始终贯穿着“风格论”的主线。然而，最初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风格论”由于古代思想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以及汉语言的独特风采，其影响仅局限在我国文学艺术圈子之内。近现代以来，刘勰的思想才慢慢走向世界文坛。

比《文心雕龙·体性》晚了一千二百多年的《论风格》，虽然篇幅不长，翻译成中文也就大约七千字，但比刘勰的“风格论”幸运。布封的《论风格》是他在法兰西学院为其举行的入院典礼上的演说稿，其时他的身份已经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并且加之其独特的见解和对当时文坛华丽绮靡风尚的大声疾呼，因而当时就带来了颇大影响，对当时的法国文坛起到了“振衰起敝”的作用。著名文学家歌德在谈论风格时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③，只有主观与客观达到和谐统一，艺术才能企及最高境界。歌德关于风格的论述显然受到了布封风格论的积极影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中直接引用了布封的“风格就是人”，认为风格是在作品的艺术表现里显现出作者人格的特点，独创性是“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与对象的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从而丰富了布封风格论的主客观统一说。

四、结语

风格，是一种言语形式，是以文字装饰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是主体和对象相契合时所呈现的特色。文学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语言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与布封的《论风格》是中西文论史上关于风格的重要文章。《体性》篇提出的“因内而符外”与《论风格》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观点有颇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各有优长，从而丰富了中西风格论。

①陈洪、卢盛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③童庆炳、赵勇：《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法]布封.布封文钞[M].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杨家骆.扬子法言[M].北京：世界书局，1955.

[4]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作者：谭颖君，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比较诗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