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佳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210097）

生命信仰的执着叩问
——严歌苓《床畔》与毕淑敏《红处方》审美价值合论

肖佳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210097）

严歌苓和毕淑敏同为当代文坛风格独异的女作家，她们在各自的作品《床畔》与《红处方》中都以医学题材为背景扣响了对生命信仰执着追求的大门，两部作品给予我们殊途同归的生命感受与启示，又分别呈现出丰富的审美价值。

严歌苓；毕淑敏；《床畔》；《红处方》；生命信仰

《床畔》是严歌苓于2015年问世的作品，初名《护士万红》（原载《收获》），《红处方》则是毕淑敏1997年发表于《大家》的作品。《床畔》，严歌苓从起笔到付梓花了整整二十年时间，讲述了十九岁的护士万红照顾“活烈士”张谷雨的故事，该书被评价为爱与信仰的理想主义的奇特故事。《红处方》则是毕淑敏呕心沥血写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女戒毒医生简方宁的高尚形象温暖整部作品，并从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入手来揭露吸毒者的心理根源，进一步延伸到对现代人精神信仰缺失的沉痛哀思。这两部同为出自女性作家之手，且均以医学题材为背景、塑造了两个女性殉道者形象的小说都具有难得一见的审美价值。

一、医学的主题隐喻

严歌苓在《床畔》中抓住了一个植物人题材，而毕淑敏则在《红处方》中抓住了戒毒题材。“植物人”与“戒毒”是迄今为止尚未得以有效解决的两大医学难题。医学医身，文学则医心。医学使人的肉体康健，文学则陶冶人的性情，文学与医学交汇于“人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学与医学有着古老而密切的联系，如古代大量的咏病诗等等。及至“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曹禺等等一批又一批清醒的启蒙者，或弃医从文以笔为手术刀解剖社会文化的恶疾，或控诉疾病社会给人带来的心灵压抑与苦闷。到了当代，池莉、余华、毕淑敏等作家都曾是医生，他们从解救中国人身体上的病痛，到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痼疾。莫言、范小青等等更多作家的笔下都表现过医学题材的作品，体现出深刻的意蕴。严歌苓和毕淑敏同为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女作家，严歌苓一直以对“人”的价值观透视著称，毕淑敏则以稳健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悲壮的理想主义基调而被称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王蒙：《文学界的白衣天使》）。作为从医二十年的大夫，深厚的医学学识和素养使得疾病和精神成为其开掘不完的写作资源，并形成了其作品独特的美学精神。毕淑敏在对鲁迅先生“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主题作继承式重复言说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叙述展开直接疗救，从疗救社会文化到疗救人类生命本体，开出一剂爱与美、真与善的心理良药关照整个人类世界。《红处方》是毕淑敏亲历戒毒医院的用心之作，作者眼光独到，没有从传统道德意义上的说教出发，而是从医学上对吸毒患者进行生理、疾病的诊断，又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吸毒者进行精神上的深度剖析——欲望成就了毒品，毒品是欲望的象征，心理病毒远重于身体毒瘾。小说的题目也是主题词“红处方”和《药》中的“人血馒头”一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隐喻和象征。作品中，“红处方”专门用于开毒麻限制药品的，也是医疗界的杀手，最后则变成简方宁开给自己的自杀处方，“红处方”也是对《药》中“人血馒头”所隐喻的拯救者反被吃掉的历史性困境的继承，象征着被拯救者的愚昧残酷和牺牲者的无尽悲哀。拯救者简方宁被赋予了深刻的悲剧意蕴，她的悲剧是人类文明进程特定时期特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她兢兢业业却最终腹背受敌，状极悲惨：被自己倾心治疗的庄羽暗害，染上毒瘾；竭尽全力致力于中药戒毒的研制和试验，得不到支援；丈夫和保姆偷情，无奈退出。简方宁为了人类的戒毒事业而死于戒毒医院的红处方，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嘲讽。需要医治的不仅仅是被毒品摧毁了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医治丑恶残忍而又脆弱贪婪的人性。

严歌苓的《床畔》同样是以医学题材为背景，作者抓住了一个植物人题材。小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写起，围绕护校毕业生万红担任英雄连长张谷雨“特别护士”的事，反射出十几年间社会信仰的变迁。张谷雨在排除哑炮时为保护战友被炸成了植物人，在所有人包括主治医生、张谷雨的妻子玉枝等都在心里宣判了他的死刑时，万红仍然一年又一年地坚守在张谷雨的床畔，坚信英雄活着。她见证了流过张谷雨床畔的各种价值观和各种识时务——人们对英雄的定义和敬意越来越被赤裸裸的欲望所弥盖、消减。后记中作者有一段话是对英雄的经典定义——“一种超乎寻常的美德，或者忠诚、勇敢、坚贞，抑或无私忘我。忠诚与勇敢，无私和忘我，也许是对于信仰的，也许是对于民族和众生的，也许是对于他人的甚至于仅仅是对于爱人亲人的”。1如果说，张谷雨是“英雄”定义的前者，那么万红则属于“英雄”定义的后者。《床畔》实则更重于对万红的褒扬，她对生命永不放弃的拯救更是英雄主义的普世情怀。但不得不说，《床畔》中有着不可置否的缺陷。其一，小说情节发展到一半时，护士万红与英雄连长张谷雨俨然已经被写成一对心灵相犀的忠实情侣，两人之间“产生”的所谓“爱情”似乎消解了文本对于英雄主义的表达。其二，小说对于植物人症状的处理，很多地方令人匪夷所思，远远超出了一般大众日常所接受的医学知识范围，写长期卧床的张谷雨，不能言笑，不能自主吃喝，大小便完全失禁，需要依赖护理才能维持生命，作者却让万红来一直保持着英雄“高大伟岸”的身材、“棱角分明”的肌肉。其三，故事的某些情节显得有些夸张、不真实，比如小说直到最后当张连长不得不被医院送回家，万红也没有任何自主选择权去护送他，原因是正在这当儿有个著名的歌星摔伤成了植物人，急需万红参加会诊，从而直接导致了张谷雨最后因其他人的护理不当而死亡等等，一切都充满了“巧合”。小说在技术上斧凿的痕迹未免过重，作者似乎仅仅只是以植物人这个题材来表现对英雄主义信仰的主题，当然她也在后记中说，张连长是不是植物人，是不是活着，与我们的信仰有关。“医学在现代诸社会中发挥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救世神话的功能”。

二、叙述语境下的身份探寻

严歌苓是新移民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大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海外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叙事方式很特别，“双层时空叙事”是其小说独特的叙事结构，即由两条并置的对应结构线索贯穿全文，在历史和现实、过去到现在、虚化和真实、东方与西方的时空交错中讲述故事。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展现了移民创伤、种族隔膜、文化冲突、女性生存等一系列丰富的意象。如她的移民题材小说《扶桑》、《小姨多鹤》、《人寰》、《无出路的咖啡馆》以及战争题材的《金陵十三钗》中都运用了这种结构布局。与以往不同的是，严歌苓的《床畔》并没有写她擅长的移民题材，但依然受这种叙事模式的影响，使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具有深层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不仅构成了万红独特的形象，文本也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床畔》一开始便直接以回忆万红和张谷雨第一次的眼神交流的场景切入故事，尾声则是早已出国的吴医生让他的儿子代替他回国寻找当年野战区医院，一路描绘了眼前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现实缩影，到最后对万红依然坚守对英雄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下万红自己已经成了英雄的交代。《床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构成了一个“三角恋”：万红和张谷雨，吴医生对万红，如果我们可以说，万红对张谷雨的“爱”，是出于对生命信仰的执着，那么吴医生对万红呢：

“吴医生虽然在海外已经住了十多年，但每天都注视国内的时事和时尚。英雄是什么？识时务是英雄。万红，亲爱的丫头，你就是不识时务。吴医生突然悟到，难道不正是因为此，他此生对她的爱才如此不可愈合？”2

他突然“悟到”的是，他之所以爱万红，正是因为他所否定的、她的那种“不识时务”的信仰——“过时的英雄主义”以及她对这种信仰的执着精神。万红更懂得生命的本质：人类心底永恒的、生生不息的东西是信仰。“万红”可以看作是千千万万个纯真美丽、坚守岗位即坚定自己信仰的女医护人员。让吴医生爱得不能自拔的不是貌若天仙、倾国倾城的万红，让他“如此不可愈合”的是人类对生命的尊重、对信仰的虔诚。与其说作者讲了个爱情故事，不如说这是作者为表达对英雄主义的生命信仰的尊重和执着的双重设置。但故事中的万红又是那么纤细、软弱，她无法向世人证明张谷雨仍然是有思想地活着，既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话语权，她不得不依附于男性中心话语权。最后一直到自己尚在青春年月却已满头华发。严歌苓擅长将人性置于一个极致环境中进行拷问和反思，但作者仍然对美好的人性有着宗教般的信仰，用她的笔书写着人性的救赎与自救，书写着人性自我完善过程。

毕淑敏是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王蒙曾这样写道：“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3这段话淋漓尽致地为《红处方》作了注解，毕淑敏在《红处方》中没有以全知的视角来构思全文，而是用沈若鱼和简方宁的整个交往过程作为文章的主线，作品中穿插着大量信件、毒品知识以及人物的心理和回忆。整部作品精巧独特的结构和纯熟自然的文笔浑然一体、严丝合缝，显示出作者丰厚的文学素养和医学学养。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非常擅长将人物相互映衬，不知不觉中善与恶、美好与丑陋就有了对比。比如将戒毒医院中的医生归为两大阵营，坚守正义、捍卫医生尊严的简方宁、滕大爷、护士长、周五等为一类，自私自利、丧心病狂、伪善的栗秋、“孟妈”是另一类，后者的卑劣行径令人发指。妙就妙在对于吸毒者的描画更是各尽其面，纨绔子弟北凉、粗俗恶心的张大光膀子、阴毒黑暗的庄羽等等，有衬托有对比，语言纯熟，张弛有度，极具有感染力，让人时而忍俊不禁，时而唏嘘不已，也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吸毒者的心理。毕淑敏的作品也深刻体现着对女性生命的思考和热爱，体现着女性独有的个体体验，也显示了毕淑敏独具的审美眼光。《红处方》中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在婚姻、事业的选择上都是主动承担者，甚至在面对生命的毁灭时也彰显了镇定从容的女性气质。她无怨无悔地把人类的医学事业作为自我人生的主要追求，哪怕无暇顾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哪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作为“人”的尊严。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简方宁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具备高尚的情感。……假如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生命又有何意义和价值？……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活着的，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她对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有着明确观念，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坚韧人格，显示了当代女性鲜活的生命力。

三、独特的世情关怀

依据弗氏的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只按快乐行事，自我压抑本我，按照社会原则行事，而超我，是人格高尚的顶峰层次，它完全按照一种英雄人格的高度来行事。孩子成长为成人，是本我向自我的自然进化，而普通人变为英雄，则是自我向超我的飞跃。随着国家和社会不停地变革和发展，人们被允许营造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也被尊重，长期受政治体制压抑和忽视的自我一下子苏醒开来。但个人利益渐渐被正视也带来了人们对超我追求的腻烦，自我的私欲越来越露出它憎恶的面目。如今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对英雄的崇敬、对正义的尊重，《床畔》无疑是对人们日益空缺的生命信仰的悼念和缅怀。毕淑敏在《红处方》中表达的是，当欲望生命力和人格生命力矛盾碰撞时，欲望的无耻、邪恶、有力，常将正义、崇高、光明的人格生命力逼上绝境，但不管代表生命原欲和物欲的生命力怎样猖狂得势，它永远也无法真正战胜使社会文明进步的人格生命力。严歌苓和毕淑敏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是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下，人们用欲望织了一张又一张牢不可破的网控制了自己的缺乏信仰与坚守的振臂呼唤。怎样才能鼓舞人，不是结果一定能做到、能成功的才能鼓舞人，恰恰是知道不能做到还要去做的才能鼓舞人，因为我们是“人”，人都应该有信仰。《床畔》和《红处方》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正如严歌苓所说：“但尊重是最好的信仰”，也表现了对信仰的坚守。

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无一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对于现代小说家来讲，对人的未知是文学中最大的未知，而对人的发现也是文学里最大的发现。文学艺术的开发不在于别的，而恰恰重视的是对人性和人的心灵世界的开发。严歌苓和毕淑敏都力求挖掘人性，她们用自己卓越的才能表达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信仰的尊重。她们的文字表面看来处世不惊实则暗流涌动，表现出对于文明社会下人性异化和扭曲的鄙夷和反思。然而她们对于人性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在她们构建的小说王国里，温暖人心的人性力量存在于世界的角角落落。生命的希望在哪里，两位女作家的答案是：希望就是人本身。她们对美好的人性仍然怀有宗教般的追求、崇敬和信仰。《床畔》与《红处方》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人最宝贵的、最本质的精神的普世关怀，所反映的也是对生命最根本的信仰的执着扣问。

注释：

1.严歌苓.《床畔•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66页.

2.严歌苓.《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

3.王蒙.《作家—医生毕淑敏》.《毕淑敏作品精选集•小说卷•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毕淑敏.红处方[M].湖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毕淑敏.红处方[M].北京文艺出版社，1997.

[3]严歌苓.床畔•后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4]李彪.鲁迅悲剧艺术论稿[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美]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M].吕文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宫爱玲.悲壮的西西弗之路—评毕淑敏《红处方》[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11）.

[7]勒雯.严歌苓的“床畔”与自由.齐鲁周刊[J].2015年5月版.

[8]黄洁.女殉道者的悲剧—试论《红处方》的审美价值[J].渝州大学学报，1999（3）.

[9]宫爱玲.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