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云迪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570228）



试论《钢琴教师》中的女性境遇与另类生存

季云迪（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570228）

摘要：《钢琴教师》是20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丽德·耶利内克的代表作品。她通过叙述钢琴教师埃里卡与自己的学生克雷莫尔的恋爱关系以及埃里卡与母亲的畸形关系来展示了在性别歧视社会和母性压迫家庭中埃里卡的生存悲剧和心理畸变。本文将通过对这部虐恋题材的特殊文本进行分析，以此来挖掘虐恋意识背后的深层内蕴，从而揭示出女性的情感困惑和生存困境并试图找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虐恋意识；女性境遇

一、虐恋背后的深层内蕴

“虐恋”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心理学家艾宾提出，他向学术界引入了两个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即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在其个人著作《性心理学》中将“虐恋”概括为一类重要的性的歧变，是性痛楚和兴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表现。他认为，虐恋是性爱过程中的另一种方式，是非常态下的一种爱欲表现。他将“虐恋”分为“施虐恋”与“受虐恋”两类。“施虐恋”亦被称为“萨德现象”，是指“凡是热衷于对所爱对象加之以肉体上或者精神上的虐待，并以此获得一种痛楚的性的情绪”。“受虐恋”亦被称为“马索克现象”，是指“凡是热衷于接受喜爱对象所施加的来自肉体或者身体的虐待，并且自甘于在身体上被其钳制，享受精神上受屈辱的性的情绪”。李银河在其著作《虐恋亚文化》中对其进行定义，她认为虐恋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通过痛感来获得快感的一类性活动。并认为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来自于肉体上的痛苦（如鞭打所产生的极致快感），其二来自以精神上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产生痛感）。从含义和内涵上追踪可发现，其定义的虐恋活动是通过使用束缚、羞辱等手段来获得身体与精神上双重快感。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受虐狂其实是为女性所独有的，且妇女对攻击性的压抑是由其体格规定并由神话强加给她们的，这种压抑有助于强力的性受虐狂冲动的形成”，耶里内克笔下的埃里卡即为一名渴望被鞭打、被捆绑、被性侵的女性受虐者，她对受虐保持着一种极度强烈的幻想与渴望。在其写给克雷莫尔的信中，她希望克雷莫尔对自己施加虐待，但又害怕其真正发生。当最后一切都实实在在的发生后，她所感受到的却只有屈辱和痛苦，而并非原初想象中会获得的快乐。其受虐倾向更多的是后天造成，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母亲又扮演着极度强势的统治者的角色，没有过正常的恋爱关系，一切与性活动相关的行为都被禁止。正是这种极度的压抑使得她比正常人更渴望得到性，并只有通过这种“歧变”的性行为，才能够得到满足和宣泄。

对于对埃里卡自身而言，受虐其实是她用来反抗人生的武器和手段。尽管她渴望成为受虐者，实际上埃里卡是把受虐当作宣泄性欲的途径而非其个人天性。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受虐者，她向男人发出指令，让自己的学生克雷默尔在自己的指示亦或预设的规定下对自己进行施虐，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施虐行为其本身的统治和压迫意味。受虐者化身成为游戏的统治者，女性获取了主导地位。这是埃里卡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反抗，也是她对男权社会提出有力的挑战。

此外，在受虐的过程中埃里卡内心充满矛盾。她想要保留一切，并决定不让一丁点儿的自我落入别人之手；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渴望自己能够绝对顺从，并希冀通过绝对忠诚来获得救赎。这些矛盾的心理都反映了女人在面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时遭遇的种种挣扎，女性的身份不仅由生理属性决定，也受到后天的社会教育的影响，女人对自我的认知和探索也终将是一个极其曲折漫长的过程。

二、虐恋中的女性境遇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指出“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女性作为一个“受压迫，受岐视”的等级，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福柯认为这种全景敞视建筑：“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自行施加的”。这一理论同样可以说明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就如同一个封闭式的全景敞视建筑，男性则是处在塔上的监督者，女性则是被关在建筑里、处于男性监督下的一名囚犯。因而，女性在这种权利的“凝视”之下，会按照社会规范无意识地进行自我约束，并自觉地成为一个被动的主体。耶利内克笔下的埃里卡和母亲就是该理论最好的诠释。母女二人生活在缺少男性的畸形家庭中，几乎与一切亲友断绝往来，孤独而封闭的活在自己世界的二人构成了一对畸形的密不可分的母女共生体。原本应该理解女性被压迫处境的母亲不但没有给予女儿温馨轻松的家庭环境，反而自觉取代男性，对女性实施全方位的人性压制，最终成为一名专横乖戾的家庭统治独裁者，将女儿掌握自己手中。她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压抑里，然而又不自觉地认可了压迫并且还充当了压迫的工具，这正是母亲的可悲可叹之处。埃里卡的矛盾则在于，她既想摆脱权力的压抑，成为权力的反叛者，又离不开权力的束缚，害怕失去权力的庇护。她受虐和施虐矛盾纠结的心理正是女性内心挣扎的表现。母女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说明了，女性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的情感怪圈。

在《钢琴教师》这部小说中，作者另辟蹊径采用极端的、耸人听闻的叙述视角和方式去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境遇和情感追求。正如耶利内克本人所说：“我追求的是一种被夸大的、被扭曲变形的现实，以便能够更加透彻地探讨现实，从而将现实变得更加现实”。作为一位具有明确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她也曾在采访中谈到到自己不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明确称自己为一位左翼女性主义者。她说：“我并非与男性作斗争，而是反对性别歧视这一体制。该体制通过女性的年轻身体和长相来判断女性的价值，而非其所为。”面对强大的“社会道德牢笼”，耶利内克哀叹：“女性即便走出了现实中活生生的‘牢狱’，但并不等于她们能够挣脱了文化赋予的‘精神枷锁”。

其实女性的悲剧的不仅是受到男权制社会的压迫与束缚，女性自身也存在诸多桎梏。那些被压迫的女性理所当然地用自己受到的教育、习俗等来约束后代的女性，她们如同小说中的异化的母亲一般，自觉自律成为男权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甚至成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帮凶。在小说的结尾处，埃里卡最终将手中的利刃刺向了自己的肩上，笔者认为耶利内克正是借由这个动作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女性自身，同时象征着女性自省的开始，或许在女性自赎的道路上，他会成为一道强光，并最终打向人心幽深处。

参考文献：

［1］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季云迪（1992-），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