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知音》篇研究综述

2016-07-12吕昱衡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名作欣赏 2016年29期

⊙吕昱衡［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文心雕龙·知音》篇研究综述

⊙吕昱衡［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文心雕龙·知音》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近年来随着《文心雕龙》研究的升温，关于《知音》的相关论述也有所增加。纵观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著述，篇幅虽然不多，但仍不容小觑。本文即是对《知音》的研究历程进一步梳理、归纳分析各家著述，成果主要汇集在“知实难逢”“音实难知”“六观批评”等方面。

刘彦和知音 “知实难逢” “音实难知” 六观批评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以其精深透彻的论述，典雅流丽的文辞，历来为人称道。休文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鲁望曾说：“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豫章先生于《与王立之书》中评道：“（文心雕龙）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清代史学家章实斋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又称“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凡此称许，不一而足，足以想见《文心雕龙》在中国美学史和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知音》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它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特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并涉及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和文学欣赏等问题。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知实难逢”。刘勰列举秦皇、汉武、班固、曹植和楼护等人为例，阐明自古以来文学批评就存在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不良之处，而正确的文学评论者是很难遇见的。第二部分讲“音实难知”。要正确地评价文学作品，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从客观上讲，作品本身就篇章杂沓，文情难鉴；从主观上看，评论家又多有偏好，各执一隅，故而难于做到客观恰当。第三部分提出了做好文学批评的方法：首先，应当博观，即博见广闻才能摒弃偏私狭隘。其次，需标“六观”，即从体裁的确定、文辞的铺排、借鉴与变化、执正与驭奇、典故的运用、音律的处理等六个方面着手，考察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六个方面一致。第四部分提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说明文学批评虽有一定困难，但正确地理解作品和评价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最后强调批评者只有“深识鉴奥”，才能欣赏作品的芬芳。

纵观《文心雕龙·知音》研究现状，专著唯有杨明刚的《古代人文思潮与知音论的审美生成》一书，该书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文论视阈中的知音、中古知音论的审美生成、知音论的审美内涵和体系，以及知音论审美生成与古代人文思潮的关系探究四部分。它以《文心雕龙·知音》章为重点，具体讲述了“知音论”这一古典文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并将知音论置于古代人文思潮之中，全面地考察其理论本质与创作实践，阐明古代人文思潮与知音论审美生成之间的关系，逻辑谨严合理，见解系统独到。再者如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和《文心雕龙今译》、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及其渊源》、卞孝萱的《体大周思的文心雕龙》、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张长青的《〈文心雕龙〉诠释》、杨明的《文心雕龙精读》、畅广元的《文学理论研读》、蔡钟翔的《中国古代文艺学》、汪洪章的《西方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文集》等皆对“知音”篇有精妙解读，虽然仅为书中的组成部分，篇幅不多，但仍不容小觑。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知音》的相关论文并不多，目前可查阅到硕士论文1篇，专篇论文85篇。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知音》的研究历程进一步梳理、归纳分析各家著述，其成果汇集以下方面。

一、知实难逢

学界关于“知实难逢”原因的探讨从未停歇。彦和于《知音》中总结道：“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此处明确提出三种原因：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以及信伪迷真。后世学者大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阐发的。范文澜于《文心雕龙注》中认为彦和所谓“贵古贱今”是从《抱朴子》处而来，他说：“《抱朴子广譬篇》谓：‘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情也；信耳而遗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面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或不能拔，或纳说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彦和之论本此。”张长青在《刘勰的文学批评论——〈文心雕龙·知音〉篇浅释》中提到早在两汉之交时，桓谭在《新论·闵友》中就说过：“世咸尊古而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也指出文学创作中存在“好珍古而不贵今”的错误倾向。王充之后，葛洪也反对贵古贱今，并进而提出了今胜于古为主张。张长青认为彦和直接地继承王充和葛洪的观点，指出文学鉴赏和批评中贱今贵古的错误倾向。大抵贵古而贱今多是因为后代文人善于从前人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的心声，情感得到认同、心理得以满足。

除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也是知实难逢的一方面原因。钱锺书曾说道：“文人好争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确实如此。胡庆在《深识见奥，惟知音耳——〈文心雕龙·知音〉之“知音”浅析》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这一原因，他认为文人互相轻蔑的传统与其所从事的创作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文学作品属于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劳动产品，质量优劣评判无明确标准。读者与批评者的文化水平不一，文学理论修养程度参差不齐，从而使其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批评的把握各不相同。由此才会出现“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丁红在《新析〈文心雕龙·知音〉的文学批评观》中提到随着各人经历、性格、文化程度、阶级地位及时代的不同，对于一部作品的看法也就不同，都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性。所以才会出现“会己则磋讽，异我则沮弃”的现象。胡庆与丁红分别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的多样性和批评者自身的差异性来解释崇己抑人的，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可以说“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是古代文士审美的通病。

第三方面的原因在于批评者信伪迷真。刘欣在《知音之难与其审美实现——〈文心雕龙·知音〉审美解读》中说：“信伪迷真是由于批评者知识水平、辨识能力的局限所造成的在审美鉴评中的不辨真伪、难识美丑。”如果说“贵古贱今”“崇己抑人”是欣赏者的审美偏好问题，那么“信伪迷真”则主要是针对文学欣赏中的审美能力的问题。前两种是文学批评中的不良倾向，应加以反对；第三种则是批评能力水平问题，只能通过批评者提高个人文学及道德素养来加以解决。总之，这三种误区是彦和针对前人在文学审美过程中存在的三种错误取向的总结，他认为这些错误会导致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被湮没，“酱瓿之议，岂多叹哉？”所以知音难遇是个不容小觑的问题。

二、音实难知

《知音》篇对知音鉴赏的难点从“知实难逢、音实难知”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但文中对“知实难逢”论述得比较充分，而于“音实难知”则未加展开说明。学者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一问题涵盖着文学形象性的诸方面特点，而这些特点在《文心雕龙》相应的篇目里已经得到了揭示，故而作者在这里就没再详加论述。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中指出：“文学的欣赏和批评，是由读者先受到艺术形象的感染，然后再进入一步去体会作家主观的情志。文学作品门类众多，品种复杂，万紫千红，各有千秋，要鉴别其好坏是不容易的。同时，批评者欣赏者的状况也很不相同，个人水平高低不一。”张少康认为“音实难知”是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来客观上，文学作品自身繁杂；二来主观上，欣赏者能力有限。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墨白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音实难知”解》中说：“由于品鉴对象‘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即文学作品以其创作情感的丰富性和表现手段的多样化，使其形象丰满、意蕴丰富从而产生‘音实难知’。”墨白认为在走入作品的艺术情蕴这一过程当中，之所以会产生“文情难鉴”，是由文学形象的特征所决定的。他还指出对于文学形象的特征的问题，彦和并没有在《知音》篇里进行长篇论述，因为这个问题也涉及“艺术想象和构思”“比兴和夸张手法的运用”等艺术特征方面，这在《原道》《明诗》《神思》《比兴》等篇目里分别都有所阐述。所以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在《知音》一章中，彦和对“音实难知”的问题没有详加说明。总之，“文情难鉴”是就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本身的特点而言的，彦和认识到文学与实物形体的区别，指出了文学鉴赏的困难。实物形体直接诉诸人的视觉感官，如麟凤与雉、珠玉与砾石，它们在光、色、形、质等外观特征上有很大不同，应该容易查验区别，但竟有人玉石相混，更不用说文学了。所谓“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三、六观批评

关于知音的“六观”说，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家对其性质归属有所分歧，说法不一。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或持途径方法说，或持客观标准说。张少康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中对“六观”论做过精要的解释，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章做了明确论述：“‘六观’是分析文学作品优劣的方法，而不是文学批评标准。”又指出：“‘六观’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的，但是实质上都和内容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均是由‘文’以‘入情’的具体途径。”这个论断也是学术界很多学者的共同认识。周振甫在《文心雕龙今译》中提到“六观”是彦和针对作品的鉴赏而提出的六个方面的观察方法，他说：“一观位体，是指读者要先看作品的体裁和风格。二观置辞，所以要观察文辞的安排。三观通变，观察作品是否‘资于故实’。四观奇正，观察作者怎样执正驭奇的表现手法。五观事义，观察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上，是否显示作品内容的丰富充实。六观宫商，观察文章的音节美。”这是对“六观”作为批评方法的具体阐释。缪俊杰在《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沿袭了张少康的观点，他说：“六观是批评的方法，因为它已明确指出‘斯术既形，则优劣互见矣’，‘斯术’的‘术’，就是方法。”这是对“六观”的实质加以剖析，从而更加确定了其为方法而非标准的观点。

持批评标准说者也有自己的看法，范美霞在《“六观”与刘勰的文学批评思想——读解〈文心雕龙·知音〉》中指出：“‘六观’的提出，显然是为了纠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这种纯主观的做法，而且，‘六观’的确是指出了文学批评的六个客观角度。因此，把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的这个客观框架理解成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亦未尝不可。”在她看来，“六观”是针对之前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三种不良倾向而提出来的具体标准，并非是批评者理解作者和作品思想的具体途径。董桂芳《〈文心雕龙·知音〉论析》也认为六观是彦和制定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她说：“六观是刘勰从内容和形式上制定的文章评定标准，是针对‘文情难鉴，谁曰易分’而提出的。与‘六观’遥相呼应的是《文心雕龙·宗经》篇里的‘六义’，‘六义’从文学创作入手，要求作者在写文章时应遵循的标准，而‘六观’则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入手，要求读者，尤其是批评家该遵循的原则。无论是‘六观’还是‘六义’，都是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所建立的一个标准，旨在规范文坛，纠正当时绮丽、浮靡的文风，张扬风雅比兴的审美旨趣。”因此可以说，把六观理解为批评标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个人更倾向于观察方法之说，因为单就《知音》篇而言，彦和并未规定品鉴对象在这六个方面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因此，“六观”说不是标准，而是观察角度或品鉴方法。再者，根据语义的连贯性，“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中的“标”，非标准之义而是根据之义。此句意指品鉴者要从六个方面找到“阅文情”的路径和方法。另外，“独有此律，不谬蹊径”的“律”和“蹊径”，均为提示品鉴者观察和掌握文情的角度和方法。

回顾《文心雕龙·知音》的研究历程，成果颇丰。学界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研究重心落在知实难逢、音实难知、六观论等方面。作为《文心雕龙》50篇文论中唯一一篇从读者角度进行论述的专论，《知音》对于现在的文学欣赏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阐述的鉴赏和批评理论不仅对于读者、作者、批评家，而且对于教育教学也有启示意义。可尽管如此，仍存不足。首先，学者们很少从纵向去把握“知音论”的产生衍变历程，只是单纯强调“知音论”的审美内涵和体系，而对其审美生成与渊源流变少有论及。其次，学界对于《知音》篇与《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之间的内部关系研究较少，缺乏系统的对比联系研究。再次，与《文心雕龙》其他篇章的研究相比，《知音》的受关注程度不高，硕士论文只有一篇：2013年柴冬雪的《〈文心雕龙·知音〉与高中古诗文阅读教学》，这不得不令人遗憾。

［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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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献.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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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丁红.新析《文心雕龙·知音》的文学批评观［J］.文史杂志，2002（4）.

［12］刘欣.知音之难与其审美实现——《文心雕龙·知音》审美解读［J］.名作欣赏，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