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婷［天津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193］

巾帼辞铸须眉音——试论徐灿《拙政园诗余》中的黍离之悲

⊙邓婷［天津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193］

徐灿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女词人。其词集《拙政园诗余》所录虽是出自女子之手的瑰丽婉约之语，却在其中抒发黍离之悲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不逊于须眉之色的慷慨悲凉之音。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作者所处的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及其身世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在词的演进中和当时社会形成的文学观念及社会文风密不可分。

徐灿 《拙政园诗馀》黍离之悲 身世经历 文学观念

清初阳羡派词人陈维崧曾言：“徐湘苹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陈维崧《妇人集》）晚清词论家陈廷焯也说：“国朝闺秀工词者，自以徐湘苹为第一。”（陈廷焯《百雨斋词话》卷五）然而，作为我国文学史上明末清初的著名女词人徐灿（字湘苹），真正使其词从数以万计的传统闺情之作中脱颖而出的，并不是其前期所创的那些体现闺阁之音的作品，而是其在后期：即明亡以后，借以表达家国之念和黍离之悲的哀恸之作。诚如刘勇刚先生所言，这些蕴涵着易代之悲、夷夏之辨政治内涵的作品“使她同寻常闺阁才女区别开来，而具有了士大夫的品格”。

所以我们说徐灿词的难能可贵之处，即是：《拙政园诗余》所录虽是出自女子之手的瑰丽婉约之词，却在其中描写家国之感、抒发黍离之悲的作品中突破了历来女词人的“小我”意识而体现出了“兴亡之感，相国愧之”的不逊于须眉之音的阳刚、沉郁之言。（谭献《箧中词》卷五）而形成这一内容和风格的原因，据笔者分析，概有如下两点：

一、身世经历的影响

我们知道徐灿是明朝光禄丞徐子懋的爱女，后嫁浙江海宁望族陈之遴为继室。据言她的祖姑徐媛“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所以在这种较好的家学渊源的影响下，“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的徐湘苹在江山易主的沧桑巨变中自然而然地走出对于“小我”的关注而将兴亡之感融入诗词，成为女词人中走出闺房、关注国家社会的第一人。

来看这首《少年游·有感》：

衰杨霜遍灞陵桥，何物似前朝。夜来明月，依然相照，还认楚宫腰。金尊半掩琵琶恨，旧谙为谁调。翡翠楼前，胭脂井畔，魂与落花飘。

“衰杨霜遍灞陵桥，何物似前朝。”在此，作者以杨柳之衰败喻前明之覆灭，言外寓物是人非之感。陈维崧在《妇人集》中称此两句“缠绵辛苦”。“夜来明月，依然相照，还认楚宫腰”。夜月有情，依然相照，但照见的“楚宫腰”，已不再是昔日的“楚宫腰”。“金尊半掩琵琶恨，旧谙为谁调”意谓酒席歌宴上的音乐在词人耳中都是哀怨之音，令人黯然神伤。陈廷焯选此词入《词则·大雅集》，评云：“感慨苍凉，似金元人最高之作。”可谓得其要领。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干戈遍地，陈、徐两人家乡残破，徐灿抚今思昔，无限伤感：乱后家山，意中愁绪真非三言两语即能说清。故而她只能抚今追昔，借眼前之景写以往之喜怒，让我们在作者的对比与回忆中体味那份言说不尽的绵绵哀愁。她说：“小院入边愁，金戈满旧游。问五湖、那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唐多令·感怀》）她说：“痛烟芜何处，旧家华阅。娇小凤毛堂构远，飘零蝉鬓门楣孑，拂银檠、谙向玉参差，声声血。”（《满江红·示四妹》）她说：“隋堤弱絮年年舞，谩惜今和古。长江凄咽为谁流，难道雨花春色片时休？”（《虞美人·感兴》）这正如唐人咏叹的那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当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柳絮纷飞，托根无地，人们不禁想到那些绚烂而短命的王朝。而娇小凤毛也好，门楣银檠也罢，一切有着华丽色彩的旧日欢乐都在如今的金戈铁马中幻化成今日的雨花春色，作者只能在梦里回忆，只能在现实中听着长江的呜咽哀鸣。于是品读之时，一种风景不殊而人事全非的深沉亡国之痛和身世飘零之感每每涌动心头。

而徐灿让人称道的地方并不止她能将填词的视线延伸到闺房以外的世界而一写亡国之痛，还在于，在她的词中包含着一种妇人词中少有的夷夏之辨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词中便是一种因降清失节而引发的悔恨与无奈。清世祖顺治二年，清兵席卷江南，南明小朝廷覆亡，陈之遴变节投靠清朝，重新来到北京成为新贵。这使与丈夫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的徐灿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她一方面无法接受在沉重的压迫氛围下摇尾乞怜的现状；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她深爱着的丈夫做了“贰臣”的现实，甚至还不得已接受了清廷册封的“诰命夫人”称号——所有的一切使得对丈夫感情深厚的她在感情和生活上都深深陷入了无奈、羞愧、矛盾、屈辱和痛苦之中。

且看这首《踏莎行·初春》：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故国茫茫，扁舟几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在“芳草才芽，梨花未雨”的初春，百花待放，应该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美好时节，可词人却转锋作“春魂已作天涯絮”，美好的春景并没有能够消解词人忧郁沉痛的心境，愁绪满怀依然如天边风絮。此是徐灿主观心境的自然流露。正如她在另一首《永遇乐·舟中感旧》中所云：“世事流云，人生飞絮。”一种无根的感觉，迷惘苍凉，使她深深地陷入对“世事”“人生”的思考中。“故国茫茫，扁舟几许？夕阳一片江流去。”那令人梦绕魂牵的故国茫茫不见，载人回归的扁舟也归路杳渺，唯见夕阳一片，带着词人无限的怅惘随着江流黯然逝去。结句感情格外深挚：“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在此落日残照、江流不尽的情境中，词人无限感伤，只能祈求天边的明月，希望它暗淡一些，不要将月光投向碧云深处去照临那忍垢蒙羞的山河，免得触动人的心坎痛处。那么她的心坎痛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那句“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此句蕴涵了徐灿对于之遴另栖新枝的无奈和讥讽，可以说她对丈夫有爱有恨又有鄙夷，而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实难为外人道也。而“月痕休到深深处”一句是否也含有对丈夫的劝阻之意呢？

我们说一个女词人对江山更替有如此深沉的感慨，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而徐灿词高于同时代女性词人的地方就在于她的词作能突破闺情之拘囿，而有了些男性词人都不及的缠绵苍凉之音，所以也无怪陈廷焯《词则》曰：“有笔力，有感慨，偏出自妇人手，奇矣。”

二、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文学风气的影响

可以说经过后人的不断典化，李清照已经成为女性创作的典范。自宋以后，后世每有才女出现，总有人喜欢用易安与其作比。但在此典范面前，后来的女作家似乎都是平庸的，很少有人能像徐灿那样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不仅能够“姒蓄清照”（陈廷焯《妇人集》），而且“其冠冕处，即李易安亦学避席”（徐乃昌《小檀栾汇刻闺秀词》二集）。那么这种令易安“避席”的地方，体现在徐灿词里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我们说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作者在《拙政园诗余》中表达黍离之悲的作品里所体现出的一种妇人少有的慷慨悲音。而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一方面，我想套用叶嘉莹先生的一句话，即是：“在中国词史上，女性词作是伴随着男性词作的发展而演进的。它受到传统文化、个体才性、文体观念和女性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叶嘉莹《从李清照到沈祖——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也就是说，徐灿词中这种风格内容的形成与文学史演进以后在当时社会所形成的文风有关。

我们知道明清易代之时是一个社会思想相对以往活跃激荡的时期，而清代之前，女子写词，内容较单一，风格也相对比较单一，仅以李清照为例，女性词便多以婉约为主。所以我们看，同样的《永遇乐》，同样写离愁别恨的家国之痛，李清照和徐灿就体现了不同的风格。清照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这里写她南渡以后的那种寂寞的生活，于是作者就回想到从前：“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云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再来看徐灿的这首《永遇乐》：“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于是我们说，同样是家国之悲，同样是寂寞无主，徐灿的词就显得比清照大气厚重，清照的词较之徐灿就婉转哀怨。原因即是在清照的《永遇乐》里她并没直接正式地写国家破败满目苍凉的悲慨，而是屈曲婉转以言。而徐灿则不同，她说“无恙桃花”，桃花每年都开，桃花依然是桃花，燕子也依然是燕子，可是当明朝败亡之后，她觉得一切景色都改变了。“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她的丈夫又做了高官，他们又回到北京，可“往事”却“何堪说”了。而“逝水残阳，龙归剑杳”，明朝灭亡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就如同日落西斜永远不会再回来，皇帝驾崩，人事全非。“多少英雄泪血”，当明亡的时候，江南很多人起兵抵抗，可后来也都被消灭了。所以，“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李还销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徐灿以元宵的佳节来反衬她现在的寂寞凄凉，她把国破家亡的悲慨直接写出来，把她像男子一样的悲慨大胆而无所保留地写出来，这是清照词里所不具备的内容。而这其实不仅仅是徐灿个人性格不同的原因所致，而且还有时代和词的演进不同的原因。

我们知道词在李清照以前，“花间”跟北宋初年的小令大多是写相思、美女或者伤春怨别的，所以她以为这样悲慨家国的东西不能写到词里边去。诚如其在《词论》中所说，词“别是一家”，像苏轼、晏殊、欧阳修这些人作词“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可见她的一个观念即是：词一定是声调和谐的婉约之词，而内容只能写闺房之事。所以虽然清照也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悲哀和痛苦，可是在她诗里所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一类的激昂慷慨的词句是不写在词里的。可是由于北宋败亡南宋开始之前，苏轼已经用诗的笔法来写词。所以像朱敦儒亡国以前写的“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鹧鸪天》），国破家亡以后所写的“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由于时代变迁，经过败亡以后，那些山河破碎的悲慨就写到词里边来了。于是不仅是北宋到南宋的败亡，而且明朝到清朝的败亡之时出现了许多像陈子龙所写的破国亡家的悲慨的词篇。所以自然而然地，随着男子词的演进而演进的女性之词，诚如徐灿的词，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家国悲慨的内容。所以我们说，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即是和文学的发展和当时的文风、社会观念分不开的。

叶嘉莹先生在《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序》中说，徐灿“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而我们说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作者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以及惨痛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这种不逊于须眉的悲慨之音的形成也是在词的演变过程中，由明末清初形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气之影响决定的。

［1］刘勇刚.“世事流云，人生飞絮”——论徐灿《拙政园诗馀》［J］.怀化学院学报，2007（6）.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叶嘉莹.徐灿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3.

作者：邓婷，天津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重点项目“唐代音乐思想与文学”阶段性成果，项目号：TJZW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