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美玲［北京大学俄语系，北京　100871］



从《安娜·卡列尼娜》看列茨托克勋爵及其在俄教派

⊙金美玲［北京大学俄语系，北京100871］

摘要：1874年，英国传教士列茨托克勋爵赴俄布道，形成了圣彼得堡最早的福音派基督徒社团。列夫·托尔斯泰在其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中对这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描绘，用不赞许的笔触描写了一系列有关新教教义追随者活动、交谈的场面。列茨托克教派在当时的俄国得以传播，迎合了19世纪下半叶愈来愈多的俄国人对官方东正教会感到失望，试图在其他政治宗教派别中寻求精神归宿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基督新教《安娜·卡列尼娜》列茨托克勋爵列夫·托尔斯泰

一、《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督新教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到：“在19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宗教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①他继而指出，“19世纪俄罗斯宗教思想和宗教探索的重要人物主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②。由此可见，宗教是解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把钥匙，而文学是反窥当时俄国社会宗教状况的重要途径。

提起俄罗斯的宗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东正教，少有国内学者研究基督新教在俄的传播以及俄国人对它的态度。对基督新教在俄国的专门研究仅限于2008年出版的由乐峰主编的《俄国宗教史》第四编。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简称新教，或译为更正教、反对教，通常被直接称为基督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为广义上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Christian religion）的三大派别之一，是由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新宗派的统称。秉承“因信称义”“信徒人人都可为祭司”和“《圣经》具有最高权威”的三大原则，基督新教各个教派在俄国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教派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教派，前苏联史学家把它称之为“宗教殖民现象”。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会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章中写到了《雷德斯托克勋爵》，列斯科夫在其宗教随笔中也留下了相关文字。③

细读《安娜·卡列尼娜》不难发现，列夫·托尔斯泰在展开小说情节之余，也描绘了当时沉浸在新的宗教热情中的彼得堡贵族与上层社会。小说中的彼得堡上层社会是一个整体，大小圈子之间有着共同的社交界的利益、密切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女主人公安娜与三个不同的圈子交往：一个是她丈夫所在的政府官员的圈子，代表了上层社会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一个是以李迪雅伯爵夫人为中心的，由年老色衰、仁慈虔敬的夫人和聪明好学、功名心重的男子们所组成的圈子，代表了上层社会的教权主义思想和哲学见解；另一个是充满舞会、宴会和华服的社交界，代表了上层社会的精神趣味和规矩。

以李迪雅伯爵夫人为中心的，卡列宁赖以飞黄腾达的圈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据俄国学者巴钦宁考证，该圈子正是对当时英国传教士列茨托克勋爵（Lord Radstock，又译雷德斯托克勋爵、列德斯托克勋爵）组织的彼得堡上层社交圈的写照，而小说中的约翰爵士正是以列茨托克勋爵为原型的。④

“约翰爵士”这个名字是在小说中安娜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里做客时提到的：（安娜）对女主人说：“我刚才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本想早一点来，可是被她留住了。约翰爵士在她那儿，他这人真有意思。”“哦，是那位传教士吗？”“对，他讲印度的生活讲得可有趣了。”“约翰爵士！对了，约翰爵士。我看见过他。他身体健康。符拉西耶娃可完全被他迷住了。”⑤那么这位“有意思的”，能说会道的传教士的原型列茨托克勋爵为何人？

19世纪70年代，圣彼得堡出现了基督新教的教派之一“福音派基督徒”，英国传教士格林维尔·列茨托克发挥了重要作用。列茨托克青年时期经历过信仰危机，此后到欧洲各国传播福音。1874年他应邀赴彼得堡，在帕什科夫上校家组织的沙龙上结识了一批俄国的知名人士，并在会上布道，由此组建了圣彼得堡最早的福音派基督徒社团，又称列茨托克教派。帕什科夫上校为推广用母语宣传《圣经》，于1876年成立了一个“阅读宗教道德读物奖励会”，当年首次出版了俄文版《圣经》全书。1878年，英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此后帕什科夫上校成为福音基督徒的领袖，其追随者又称“帕什科夫者”。

英国学者大卫·方田曾深入研究列茨托克勋爵在俄的具体活动。他认为，列茨托克教派秉承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教义，强调因信称义、圣经地位及得救的重要性，并认为善行并不能带来救赎，而是救赎的结果。这些教义在彼得堡上层社会引起了轰动。⑥

二、列茨托克教派盛行的原因

在俄罗斯历史上，基督新教思想因受教会、政府的双重压力而很难得到传播。因此在17世纪末以前，俄国人的信仰受新教影响不大，新教也未建立起在俄组织。18至19世纪初，俄国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情绪开始增长，反映在宗教领域里即为教会分化运动。最早从传统的东正教中分化出来的是“鞭身派”“属灵基督派”“莫罗勘派”三派，信徒除了农民以外，还有地主、市民和小商人。这三派非东正教教派均以《圣经》关于人的精神权利和人的尊严的说教为最高信条，反对教会权威和把宗教礼仪程式化，性质与新教类似。亚历山大一世对属灵基督教派的思想颇感兴趣，出资将《新约圣经》译成俄文，这些对教派的发展起了无形的促进作用。由此，俄罗斯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属灵基督教派教徒。

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这是农奴主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被普遍认为是俄国现代化的开端。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民众的生活等多方面，虽然改革矛盾重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却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神学家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1893—1979）在其著作《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中做了如下描述：

19世纪下半期……是巨大的社会政治兴奋的时代，是所谓“伟大的改革”和随后的“复归”时代。这是一个坚决地跃进的时代，这时俄国社会甚至全部俄罗斯人民发生了深刻的重新分化。但这首先又是一种心灵的跃进或“动荡”……⑦

20世纪70年代，是道德宗教在上层和下层勃然兴起的时代。“到民间去”，这是热点之一。从60年代起，教派运动在民间日益发展。有两种动机在相互作用：第一，“寻找真理”……第二，渴望某种“变革”或“觉醒”，渴望生活发生某种决定性的转变或转机，变得更好一些……当时所有教派的特点正是对道德的敏感，是良心敏感性的提升。这是感伤主义的复兴，是这种简单化的宗教乌托邦主义的重新泛起。⑧

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转型期，越来越多的人不满享受特权的官方教会，开始怀疑东正教，并试图在其他政治宗教派别中寻找精神归宿，福音传道几乎成为一场群众运动。“与主流东正教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这些教派赋予人以更大的内心自由，表现了人的精神自决，已有信仰与世俗政权分开，精神生活不受世俗统治者压制的自由思想的萌芽。”⑨列茨托克教派之所以受彼得堡上层社会的支持，能在俄传播，正是迎合了时代和人们的需求。而诸如弗洛罗夫斯基等东正教神学家并不认可这一教派和教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彼得堡，由勋爵Г.B.列德斯托克的宣传引起了分裂，这是典型的鼓吹‘变革’或‘复兴’，是‘唤醒’心灵，是‘以信仰进行证明’，是激发基督教徒的善良情感。”⑩

三、托尔斯泰与列次托克教派

托尔斯泰并没有直接接触列茨托克勋爵，而是通过熟人的介绍间接得知。托尔斯泰女伯爵致信侄子列夫·托尔斯泰，说列茨托克是“最善良最可爱的教派信徒”，同时又指出他的弱点：“他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甚至没有注意到人的本性，因为在他的体系中每个人都能在瞬间摆脱自己的恐惧和不良习惯，仅仅是出于一心追随救世主。他是完全不信教的人。我在花园中与他交谈，我们一起祈祷，他走时成为一个基督徒。”⑪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列茨托克在彼得堡传教期间，托尔斯泰正经历精神危机：他研读各种哲学、宗教书籍，却找不到困惑自己的问题的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求解脱而自杀——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突出反映了这些情绪。而将风靡彼得堡的新教派写进小说，更是自然。

托尔斯泰笔下的李迪雅伯爵夫人正是列茨托克教派的狂热追随者。安娜出走，卡列宁孤独绝望，在这痛苦时刻，李迪雅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您会找到支持的，您不要在我身上找，虽然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她叹了口气说，“我们的支持就是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上帝支持人是轻而易举的”，她带着卡列宁熟悉的欣喜若狂的眼神说，“上帝会支持您、帮助您的”。⑫

这几句话表明：她陶醉于自己崇高的感情，并表达了近来在彼得堡广泛传播而卡列宁认为无聊的神秘情绪，即“因信称义”的新教教义。卡列宁本不喜欢这种新的狂热精神，他对宗教发生兴趣主要从政治需要出发。现在新教义对宗教做了一些新解释，引发了一些争论和分析，卡列宁从原则上反感这个新教义。他之前对这种新教义很冷淡，甚至有点敌视，但从未与醉心于新教义的李迪雅争论过，只是竭力用沉默对付她的挑战。然而这一次孤独痛苦的他颇为高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也不反对。李迪雅的帮助还是有了效果：她给卡列宁以精神支持，让卡列宁感觉到她对他的友爱和敬意。特别使李迪雅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几乎使他真正地皈依了基督教，也就是说，他这个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一个当时在彼得堡流行的基督新教义坚决热情的拥护者。

然而追随新教义的卡列宁和李迪雅在小说中并未被塑造成正面人物，而文中的女主人公和她的哥哥均对新教义感到莫名的排斥，由此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对新教派的态度。

首先，女主人公安娜从莫斯科回来后，对以李迪雅伯爵夫人为中心的社交圈的看法产生了变化。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善于同各种人相处的安娜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找到朋友的。而自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开始对这个圈子感到厌倦和不自在，觉得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装腔作势。因此她就尽可能少去拜访李迪雅伯爵夫人。安娜的哥哥斯吉邦·奥勃朗斯基在彼得堡接触新教义后也感到莫名的排斥。当他见到所谓“睡眠状态中治病”的法国人兰道，听到李迪雅伯爵夫人和卡列宁谈论宗教，他觉得莫名其妙，浑身不舒服，因此像“逃离传染病房一样”一口气跑到了街上。文中接着描述到，向来乐观的奥勃朗斯基垂头丧气，许久不能入睡，当想到在李迪雅伯爵夫人家度过的黄昏，他感到厌恶，甚至丢脸。

其次，文中的叙述者对卡列宁和李迪雅伯爵夫人的评价是否定的。卡列宁本人心里也清楚自己并非真心地皈依，而是一时地抓住赖以寄托的救命稻草罢了。

卡列宁轻易地相信了这种新教义。也像李迪雅和其他具有同样见解的人那样，他完全缺乏深刻的想象力，缺乏心灵的力量……他看不出这些看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现实的地方。

卡列宁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信仰的这种看法是轻率谬误的。他也知道，如果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饶恕是出于神力的驱使，而纯粹是凭感情行事，那就会比他现在想到基督活在心中，他签发公文是在执行神旨，更加幸福。但是卡列宁不能不这样想，他在他屈辱的处境中不能没有一个崇高的、哪怕是假想的立足点，使他这个被人人鄙视的人也可以鄙视别人，因此他就死抱住这个虚假的救星，把它当作真正的救星。⑬

在托尔斯泰笔下，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李迪雅伯爵夫人拥有“朝三暮四的爱情”，断然写信回绝了安娜要见儿子一面的请求。他把这两个无法博得读者好感的形象写成新教派的追随者，并用不赞许的笔触描写了一系列有关新教派教徒的活动和交谈的场面，可见托尔斯泰并不认同该教派。韩国学者许善花在其《托尔斯泰与基督新教》中认为，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笔下的新教信徒为对教义并无真知灼见的盲从者，或许作家本人当时对新教义也并无深刻体会，而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则明确表示自己对基督新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坦言并未被其教义所说服，在《复活》中更是直接描写了信教传教士的布道内容以及信徒的反应，且通过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表达了更加强烈的否定态度。因此，托尔斯泰从始至终没有认同过基督新教。

然而托尔斯泰同样不是官方教会的支持者。为了寻求真理，他不停地读书、写作，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在一番苦苦求索后，他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新的革命形势及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他弃绝本阶级，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完成了自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他揭露教会黑暗，号召人民脱离官方信仰，因此遭到了东正教会的迫害，于1901年被圣主教工会革除教籍。他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自我修身的教义，主张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形成了“托尔斯泰主义”，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新教”。

①②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6页，第177页。

③ЛeскоBН.C.BeликосBeтскийр аскол：ЛордPeдстокиeгопослeд оBатeли（очeрксоBрeмeнног орeлигиозногодBижeнияBп eтeрбургскомобщeстBe）.CПб，БиблиядляBсe.1999.

④Бачинин B.Лорд Г. Peдстокиг eнeральшаE.И.ЧeрткоBа.Исто киeBангeльскогопробуждe нияBаристократичeском

⑤⑫⑬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4页，第687页，第689页。

⑥ФаунтинД.：ЛордPeдстокидух оBноeпробуждeниeBPоссии. //Fountain D. Lord Radstock and the Russian Awakening. Publ Southampton：Mayflower Christian Dbooks，1988.

⑦⑧⑩⑪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迪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第466页，第348页，第467页。

⑨张雅平：《基督新教在俄国的生存状态略探》，《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7页。

参考文献：

[1]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韩]许善花（音）.托尔斯泰与基督新教[C].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M].韩国，2010.

[3]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作者：金美玲，北京大学俄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