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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缺失与身体献祭
——浅谈孙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16-07-12山西大学太原030006

名作欣赏 2016年12期
关键词:身体

⊙舒 薇[山西大学,太原 030006]



尊严缺失与身体献祭
——浅谈孙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舒薇[山西大学,太原030006]

摘要:作为晋军新锐作家,孙频的创作无疑给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擅长女性叙事的她,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娴熟的语言描写,深刻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和人文关怀。她通过离奇曲折或平淡无奇的故事,展现众多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不幸的生存现状和深层的命运悲剧:面对尊严救赎的无力和缺失,她们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献祭身体的万劫不复之路。

关键词:性别悲剧尊严缺失身体献祭

在孙频的诸多作品中,女性这一主要表现对象,始终背负着隐忍、无奈、悲凉的标签,执着地追求一种真实而又虚幻的存在——尊严。然而在生活和现实的困境中,她们用身体作为交易,将羞耻感藏匿于心,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却终究摆脱不了尊严救赎之役的失利,最终臣服于男权社会的淫威之下。作者在冷静、细腻的叙事中,让读者于触目惊心的血泪控诉面前,感受众多女性竭力保护的尊严一点点泯灭,目睹她们在纠结、矛盾、痛苦中,心甘情愿地献祭自己的身体,一步步地走向灵魂消亡的深渊。

一、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性对象和物对象

在数千年男尊女卑的历史文化传承中,男性拥有话语权和阐释权,这也就意味着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压抑女性。无形之中,女性已经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最隐晦的证明莫过于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见女性物化的现象,譬如弱柳扶风、如花似玉、冰肌玉骨等。与其说将人物象征化,不如说是某种欲望的象征化。溢美之词的包裹下,暗藏着女性在被当作性对象的同时也被视为物对象。①在作品《同体》中,冯一灯被拦路抢劫,继而受伤,昏迷中又被轮奸。在一系列悲惨的遭遇之后,她被“好心人”温有良收留并照料。冯一灯有自知之明,她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自己:这个男人了解她的黑暗史,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应该人尽可夫的,而他对她的好绝对不是因为喜欢或爱,“一个男人只有先垄断了一个女人清白的性史才肯去爱她吧,因为这样会让他有成就感”。这恰恰说明了她内心根深蒂固的是:女人的贞洁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爱与被爱的条件。由此可见男性对女性的严格苛求:她要回报他,她抓住一切他不在的时间干活,以减少自己的负罪感。只要他出门,她便敏捷地像只狗一样在屋子里嗅出所有需要干的活。孙频写作的姿态是嘲讽的、暗黑的、戏谑的,她笔下的女人常常有一种悲观的宿命感。她们思想上的自觉依附性让她们心甘情愿在“解救”她们的男人面前,将自己人的角色和动物自由转换。在接下来的相处中,她以一个女仆的身份来侍奉她的“主人”。她把他视为能够助她脱胎换骨、手持莲花的神;他送她的小礼物,她恨不得嵌进自己的身体里,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表达她的感恩戴德;他对她冷漠的时候,她像空壳一样四处游走,她又像狗一样乞求他占据她的身体……她已经比一块石头还要下贱,可她依然万死不辞。孙频用赤裸裸的语言,展现女性在面临生活的困境时,已经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客体,甚至于男性的掌中玩物,她们的思想变得扭曲和卑微,死心塌地地沦为都市生活色相市场的商品。

同样,《隐形的女人》中的郑小茉,在梦想被浮华的世界所诱惑而灰飞烟灭后,成为华明始乱终弃的玩物,情感深受打击的她堕落风尘,沦为娼妓。哪怕后来遇到了“重情重义”的李湛云,她也只是扮演躲在衣柜里的隐形人角色。李湛云并不能接受她作为人生的伴侣,因为她因流产而受伤。显然,女性已经在一定意义上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痛快、过瘾、平静、肃穆地自认是娼妓,她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完成了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同:她只是男性的一个性对象、物对象。即便是清高的女博士向琳,在大龄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隐瞒学历,将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用男人的眼光打量自己,塑造自己,来迎合男人的需求。

在作者的笔触中,我们能明晰地感受到,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她们在其束缚和压制下,成为男权社会的他者和受害者。因话语权的长期丧失以及本身存在的劣根性,她们已经沦为男性的建构和欲望所定义的悲剧客体——男性股掌中的玩物。

二、尊严:由救赎走向渐失

尊严,是孙频小说中经常提及的一个词语。作者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解构尊严的原始意义,同时也以被肉体化、悲剧化的女性形象为范本来重构尊严的另类指归。她说:“我个人觉得其实羞耻是尊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②因为受辱所以要捍卫尊严,而受辱是社会的常态,不仅有来自外界的胁迫,更有对自我的不认可和自卑心理。

在《无相》中,女大学生于国琴依靠母亲拉帮套供她上学,她一方面深感母亲的不易,另一方面又觉得伤其自尊而极力与母亲划清界限。廖秋良资助她,并给予她亲人般的温暖。施与受的关系紧紧地缠绕着于国琴那颗脆弱敏感的心。后来她被分配到廖秋良家做家务打扫卫生,每次任务完成,她都觉得自己像赦免的犯人,她逃离才会心安。在长期相濡以沫的交往中,于国琴打开沉重的心灵之门,将自己对母亲、对兄妹、对贫瘠家乡的所有羞愤、耻辱倾泻而出。她诚惶诚恐,认为教授会看不起她,然而教授的抚慰融化了她的忧虑。她对他的衰老、孤独,也有深切的同情。在日复一日的惺惺相惜中,他们的关系融洽而和谐,但这平静还是被打破了——教授要她脱衣服。她照做了,虽然恐惧、愤怒触及了她的尊严,但她在内心竭力自慰:这是偿还他金钱、感情债务的方式!她有一种刑满释放的畅快与自由。她权当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慈悲。她以一具年轻的身体来普度他的衰老和孤寂,这便是她的骄傲之处。她内心自觉高大起来,她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施舍者和真正的烈士。她对自己尊严的渐失感到麻木甚至浑然不觉。在后来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于国琴从第一次收钱时的羞耻和心虚,到第二次的心安理得,进而习惯麻木,到第二次脱衣服,她开始显得从容淡定。因为经济的窘迫、生活的困顿,尊严对她来说不如面包来得实在,她从捍卫尊严走向了丧失尊严的穷途末路。而《不速之客》中的陪酒女纪米萍,是为获得无果的爱而宁愿尊严扫地。她只消耗自己的肉体,固执地坚守着象征着她的尊严的东西——吻。她想把吻献给苏小军,然而苏小军并不爱她,对她只是一种怜悯。她一直在自欺欺人,她害怕苏小军抛弃她,她表现得很卑微,可愈是这样,越招来厌恶之心,以至于最后沦落为被遗弃在楼道的不速之客。她从苏小军身上乞求尊严,可结果却是受辱。她自我反抗,自我救赎,最后成为苏小军精神上挥散不去的影子。她胜利了,可却是以抛弃尊严为代价,这场人性的“突围之战”,她固执捍卫的尊严被摧毁,被打击,被撕成碎片。

三、身体:欲望的交易工具

中国封建社会用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的枷锁来奴役压迫女性,“节烈观”“寡妇主义”在中国妇女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被重重伦理纲常所束缚的时候,她们的言行会不自觉地受到限定和扼杀。因此,男性成了主体、驾驭者、使用者,而女性成了客体、服从者、待取用者。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男性的精神意识层面,女性身体是欲望的载体,是交易的工具。她们在社会中的功用是以“物”的形式而存在。③

纵观众多女性写作,身体一直被当作叙事主体的关注对象,承担着象征女性命运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在孙频的小说《青铜之身》中,似乎是将女性的悲剧命运推向历史的纵深。黄沟村的女人们在一夜之间被日军集体强奸,她们本该集体自杀,以完成对“节烈”的坚守和信仰,但如果切掉黄沟村雌性的这一半,那这里就成了荒凉的雄性沙漠了。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生存,全村男女老少对那个悲惨的夜晚缄口不言。本以为这件事会被淡忘,然而“漏网之鱼”左家娘三儿打破了这宁静,在嫉妒和痛恨中,她们被送上了慰安妇的祭坛。在慰安所,她们的身体被随意践踏,感染性病后,腐烂身亡甚至被活埋。旧时代的妇女,要么承担生育工具的作用,要么成为男性发泄欲望的性对象,她们已经丧失了其作为女性的价值和社会性别的标志。

在《耳钉的咒》中,汪静路身兼三种身份——女友、情人、受害者。她不停地追问着自己与耳钉,与金钱是否等价。与他人做爱已成为解决情感饥渴的捷径,而耳钉、金钱这些都是“物质”的代名词。本质上讲,这是身体与物质的交易。我们看到,旧社会中一切关于女性的“贞洁”“纯真”等限定女性身体的词语都变得讽刺而可笑。现代社会,物欲追求的失衡与异化使得身体与精神的冲突加剧进而分离。一方面,女性既想获得与男性同样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她们又摆脱不了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身体之于她们是矛盾的。因为欲望,她们消耗着自己的身体,成为交易的工具。不理道德禁忌的约束,只要面临生活的困顿,她们就会把身体作为武器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我们可以看到,在孙频的小说中,她将女性从“性禁忌”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打上了男权意识的印记,而且是仅仅局限在对“性”观念和态度上,而女性对身体并没有太大意义上的认知。在物欲的引诱下,现代女性仍然心甘情愿抑或是被迫做男性的消费“工具”。不得不说,女性解放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依然任重而道远,这将成为作品书写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①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第17页。

②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野草》2015年第5期,第201-202页。

作者:舒薇,山西大学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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