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还是延迟
2016-07-09薛继亮
薛继亮
一、引言
“刘易斯拐点”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跨越到新古典经济条件时出现重大转折点的时间段,其核心标志是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转为短缺(吴垠,2012[1])。蔡昉于2005年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一论断和2010 年“涨薪潮”现象的出现后,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遗憾的是并未达成共识。作为供给侧的四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之一的劳动力,判断其供给需求的现实,考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是延迟,是有助于中国下一轮宏观经济调整和改革的。
对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支持者以社科院蔡昉团队为代表(蔡昉,2007[2];蔡昉,2010[3]; 蔡昉和都阳,2011[4])。贺蕊莉(2013)[5]借助“刘易斯拐点”、沃尔夫森极化、ER指数、基尼系数等理论对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发现虽然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收入分配没有得到较好改善,收入差距在扩大,属于沃尔夫森极化且速度很快,推动“刘易斯拐点”进程和遏制收入极化并举的形式“补低调高”是必要的。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沈于和朱少非;2014[6]),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诱发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屈满学(2016)[7]的研究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年有显著提高,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国外很多学者也对此持支持态度,Das和N’Diaye(2013)[8]认为中国将在2020—2025年间到达“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而Wang和Weaver(2013)[9]认为中国劳动力过剩与“刘易斯拐点”同时存在,隐含地说明了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