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二楼二号房，鲁迅的遗体陈放在那里。这位“左翼”文坛的旗手在静卧，身上穿着他生前爱穿的咖啡色丝绵绸袍，上面覆盖着褐色棉被，上及胸际。遗体旁虔诚地肃立着一位刚满20岁的“左翼”作家。他身材魁梧，充满活力，一面向鲁迅遗体鞠躬，一面心中默念着 ：“先生并没有死，他是永远也不会死的。”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灵堂后，奋笔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文学家、战士与革命家》，以“林娜”的笔名发表于《光明》杂志第一卷第十号，表示要继承鲁迅的遗志，为祖国和社会的生存而奋斗。

这位以“林娜”为笔名的“左翼”作家原名何应泉（1916—1968年），福建泉州人，抗战时期以“司马文森”为笔名在《救国时报》（上海版）上发表文章，后来司马文森就成为了他的常用名。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司马文森是一位传奇人物。1928年，12岁的司马文森随“水客”漂流到菲律宾，当过学徒、厨子、店员，是个不折不扣的血泪童工。1931年归国，在福建泉州黎明高中读书，受到了鲁迅作品的熏陶。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过客》，司马文森就是以这个篇名命名自己的散文集，列入“野草丛书”出版。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5岁那年，司马文森在泉州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国群众组织“互济会”、“反帝大同盟”；16岁参加共青团，任共青团泉州特支委员；17岁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在敌人进行扫荡时险遭牺牲。1934年，泉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党组织同意，司马文森带着几块银元转移到上海，不久参加了左联，正式开始了革命文学活动。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指出 ：“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我认为，鲁迅对叶紫的上述评价，也完全适合于对叶紫的朋友司马文森的评价。据不完全统计，司马文森创作的中、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15部，儿童文学作品7部，剧本（包括电影剧本）12部，论文集6部，其他创作3部，总字数逾千万字。他早期作品技巧虽不圆熟，但情节完整，心理刻画细腻，具有沉郁的闽南地方色彩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创作的那些充满战场硝烟味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对侨乡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史诗般的描写，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独树一帜。新中国成立后，司马文森调外交部任职，先后出任我国驻印尼和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又写出了约30万字的域外散文，记录了上世纪40-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成为了当代散文园圃中的一束奇葩。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好像随着作家一起游览了“诗之岛”巴厘，“希望之岛”苏门答腊，好像置身于“泗水之战”的战场，目击了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青年、妇女如何经历15天的战斗，终于战胜了殖民主义者……

作者司马文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创作了《风雨桐江》这样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长篇小说，但主要贡献是在政治领域。由于他曾在香港、南洋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有广泛的人脉，曾任民进中央委员、顾问，所以作为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参与起草共同纲领，出席开国大典，后来又担任了民革的中央委员。1955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为促进中国和印尼、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平易近人，人们不称他为“司马参赞”，而径呼其姓“司马”。为了在外交工作中不辱使命，司马文森自觉牺牲了个人和家庭利益。他在1955年初次出国时，不得不把三个小女儿留在国内，其中最大的才11岁，最小的7岁。1958年又送回两个女儿，一个当时7岁，另一个5岁。他们夫妻身边只留下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孩子们不懂那些牺牲个人、服从大局的道理，只是本能地渴求父爱和母爱。1961年，司马文森的五个女儿联名给外交部部长陈毅写信，请求调父母回国工作。陈毅外长指示，要加强对外交干部子女的关怀。为此，司马文森于当年3月30日深夜给孩子们写信，一方面对她们上书之事表示“可以理解”，同时又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信中写道：“爸爸也时刻在想念你们，有时见到你们的信几乎高兴得要流泪了。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话要说回来，有许多事情你们是不了解的，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什么人都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党的利益之下，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服从组织决定，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能马虎，什么事情得先考虑国家和党的利益，再考虑个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度革命原则性的外交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了单位“造反派”的残酷批斗。1968年5月22日上午，“造反派”查抄了他的全部著作、书信、照片、资料及藏书，中午将他隔离审查。据当时被关在同一“黑帮室”的作家周而复回忆，司马文森被拖进门之后，随即瘫坐在靠门边的椅子上，衣服胸前有血渍。这位圆脸庞、常常微笑、全身充满活力的作家兼外交家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腿抽动了几下，就去世了。三天后，家属才见到司马文森的遗体 ：嘴里有血迹，后颈部红肿，肩膀及手部伤痕明显，留下了一件血衣。遗体搬运前，五个“造反派”坐在他身上，其中一人扬言“我不怕死人咬屁股”。1970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外交部为享年52岁的司马文森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遗体终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