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

网络的信息瞬息万变，证据的固化以及证据的获取更难，一些违法的线索更加隐蔽。

用手机点一点，足不出户，便能解决一日三餐。在一些写字楼下面，来往最多的除了快递员，便是送餐员。

近年人们网购食品、网络订餐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国食品电商的市场规模日渐庞大，据估计，到2018年，食品网购的市场规模将会近1400亿。

迅速发展的同时，网购食品相关的投诉、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多。国家食药监总局对2015年食品抽检情况的通报显示，网购、小杂食店、小吃店等部分场所的食品不合格率偏高。而据公安部通报，全国公安机关2015年共侦破食药犯罪案件2.6万起，其中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食药犯罪占比超过八成。

网络订餐“井喷”

网站上餐厅的照片看起来干净、正规、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却是油污横流，不堪入目。老板娘用牙咬开火腿肠直接放进炒饭里，厨师尝完菜再扔回锅里……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上曝光的这一幕幕让很多人心惊胆寒。随后，网络订餐平台无证照、假证套证、阴阳地址、多店一证等乱象被陆续揭开。

看到这些报道后，很多人卸掉了手机上的外卖APP，尤其是“饿了么”这类被曝光的平台。但过了几天，又忍耐不住装了回去。

在首届中国互联网+食品安全高峰论坛上，中国食品安全报社副社长李涛讲述了自己的订餐经历。她每周有三四天需要订餐，在走访过单位周围的餐饮店后，选择了几家自己觉得靠谱的餐厅，然后选了一家送餐单位。有一次一个送餐员把她的饭弄洒了，当天中午她看到后没有说什么，可是送餐员主动退还订餐费，只是要求她评价点赞。这让她以后都放心订餐。

她偶然发现单位附近一个6平米左右的小店，每到中午就车水马龙特别热闹，这些人不是消费者，而是一些送餐员，来自美团、百度外卖等单位。这家小店做肉夹馍和凉皮，是一个二次加工单位，肉夹馍的饼在大包里放着，是从别的地方买来的，肉也是从别的餐馆订购的。“这个6平米左右的店里没有任何烹饪工具，只有一个电烤炉做肉饼，我买了一张肉饼，店员用抓饼的手收了我的钱。”李涛事后感慨。

便捷，是很多人选择网络订餐的不二理由，但是否安全，很多人还是存在疑虑。“眼不见为净。”朱敏这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在中关村一家企业工作，午餐都是在网上订的。她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她及周围很多人已经离不开这种便捷的订餐方式。“饿了么”的曝光确实让她恶心了几天，但午饭还是得吃，纠结之后，她还是继续网络订餐，“比去实体店排队等饭舒服多了，有时还便宜些。”

“饿了么”是上线较早的订餐平台，只是最初网络订餐的业态不大，没有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但到了2014年，网络订餐呈现井喷式发展。“我出去调研的时候他们跟我说，2014年上半年员工的数量增长了10倍，所以用‘井喷这两个字形容完全不过分。”上海市食药监局餐饮监管处副处长张磊说。

平台的烦恼

订餐平台的规模迅速扩张，入驻商户数量不断增多。张磊以上海“饿了么”为例，目前大概有30万家活跃的商户，员工数量大概是1万多。其他订餐平台也大同小异。

在野蛮扩张的阶段，尤其是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实施之前，很多订餐平台并不考虑有没有资质的问题。随着现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舆论媒体负面报道逐渐增多，倒逼订餐平台履行主体责任。

在张磊看来，网络订餐平台的法律责任最主要是两大块：一是资质审查，也就是说入网餐馆至少要有证照和合法资质；二是对入网商户进行检查，检查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如果有违法的行为要制止，如果有严重违法要清理、下线。

但是这两项责任履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张磊在工作中发现，“大多数订餐平台的员工中一大部分是送餐员，真正从事管理的人并不多，用这些管理力量来确保这些商户要合法、要具有资质，怎么能实现？而且有一些平台的营运部门同时又做资质审查，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要有业绩又要保证合法，这是很难的。”

“实际上两年来的企业运转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平台，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重中之重了。”百度外卖公共事务副总裁庄雁斌表示，前期的商家资质审查，菜品质量、服务水平、配送全流程都要对食品安全进行把控。

百度外卖推行了明察暗访、网上巡查等多个监管招数，但庄雁斌也坦承，“证照的审核真是都在做，但确实最后有一些是商家故意的，PS的水平真叫高，我们的人真是比对不出来的。”

阿里巴巴首席治理官郑俊芳也提到这一问题，阿里巴巴组建了专门的团队管理平台食品安全，不仅在入驻环节严核商家经营资质，也在商品流通环节严核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等资质要素。但这些资质是否真实，需要跟政府部门的数据进行比对，目前还只能采用“笨办法”，到政府部门网站查询企业的相关信息。

郑俊芳提出了现实情况下存在的管理挑战，“电商平台上的食品经营者有流通许可，食品生产者有生产许可，最终发现食品不合格，那么该向谁问责？如何做源头管理？”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曾经对抽检出现问题的食品做专项数据分析，发现超过90%的“不合格食品”都存在源头问题，即食品的原材料、添加剂或制造工艺不符合规定。然而，电商平台除了履行法规下的审核资质证照、全面排查、发现问题主动处理，其实难以介入到生产企业的生产链。

维权困局

因为在1号店购买的两款食品存在安全风险，消费者陈先生在2014年将1号店实际运营商纽海电子公司告上法庭。2016年4月1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终审判决，1号店赔偿原告消费者4.08万元。从起诉到胜诉，历时两年，陈先生耗费了很多精力。但判决后，1号店迟迟不履行相应赔偿责任，陈先生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食品网购中，消费者往往只能凭图片和网站介绍购买，收货时大多数快递也不支持现场验货，一旦发现问题，找网站退货可能会遭遇各种推诿。尤其是生鲜食品，往往不支持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网购7天无理由退货。

去年7月份，作家六六在微博上发表长文《我要的只是公平》，讲述了她在京东商城平台上的商家“天天果园”购买到腐烂的山竹，与客服反复沟通后被回复“不予退款”的过程。文章发布后，许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吐槽”自己的类似经历。

据北京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唐云华梳理，从市场监管接受的消费者投诉来看，网购食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信息失真。一些网上的食品没有QS标识，没有厂名和厂址，是黑作坊生产的，可是包装得非常漂亮。还有一些食品在网上显示的是色、香、味、效都很好，实则虚假宣传。二是存在一定的质量安全的风险。监管部门对网上商品的抽检比较少，通过一定的抽检发现，确实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风险。三是存在着一定的仓储和物流风险。因为线下对食品的仓储物流要求是相对严格的，在网购食品的过程中，是否满足一定的温度、湿度、储存的要求，包装破损也有可能带来食品的二次污染。四是存在着一定的维权风险。消费者在网上购买时所获得的消费凭证不如线下直观，网购时，交易销售以及消费的痕迹从目前来说不易保留，也给监管和消费者维权带来一定困难。

“海淘”族也普遍遇到维权问题。在2016年新食局健言峰会上，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指出，在跨境电商销售的品类当中，进口食品一直是大热。这些进口食品渠道多、种类多、风险多，监管的难度非常大。比如同一个品牌的配方奶粉可以有美版的、欧版的、中国版的，还有更多国家版的，不同版的同一个品牌的奶粉，其实适用的食品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跨境电商销售的食品整个交易的时间比较长，物流的链条也比较长，由此带来食品保质期的问题。另外，来源不明也是进口食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涉及到消费者维权，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相关的风险就会比较大。”赵萍说。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新课题。” 唐云华表示，从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颁布后的执法经验和教训来看，主要存在两大难点：一是技术上的难点，主要是硬件、服务器、设备，有些硬件设施部署在国外，这样对违法行为实施彻底的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网络的信息瞬息万变，证据的固化以及证据的获取更难，一些违法的线索更加隐蔽。二是执法中的难点，网络食品经营者和平台所在地普遍是分离的，比如天猫上的经营者分布在全国各地，这带来了执行上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