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策力

6月20日，国际奥委会在特别会议后表示，尊重国际田联拒绝俄罗斯田径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决定。俄其他项目运动员可以出战里约奥运会，前提是单独接受并通过其项目国际联合会的兴奋剂审查。

几乎同一时间，埃塞俄比亚名将根泽贝·迪巴巴的教练贾玛·亚丁在西班牙被警方突袭逮捕。酒店房间内发现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等兴奋剂违禁物质。

6月21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奥林匹克峰会通过宣言，重申强化国际反兴奋剂力度，呼吁采取五点方案，确保里约奥运会公平竞争。

这一系列举动毫无疑问显示了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决心。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针对有组织的集体服用兴奋剂行为的甄别。在种种兴奋剂罪责中，有组织服用最为恶劣，国家行为将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在兴奋剂的猫鼠游戏中，作为正面的“猫”过去被当成总是落后的一方，而“鼠”，尤其是组织乃至国家行为的兴奋剂研发、使用和掩盖一度成为公平竞赛的噩梦。

高德曼教授曾经在1982年和1995年两度对运动员进行问询，“如果神奇的小药片合法，但有可能导致死亡，你会服用吗？”结果，6%的人愿意吃药。“如果神奇小药片不合法，但是根本无害，你会服用吗？”结果，12%的人愿意吃药。这就是兴奋剂领域非常著名的“高德曼困境”。

20世纪2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限制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1928年，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率先宣布禁用兴奋剂。此后，很多运动组织先后颁布了禁令。然而，当时人们缺乏有效的手段检测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20世纪30年代，人工合成激素问世后，滥用兴奋剂越来越严重。

个人和较小组织的服药行为很难逃过监管方，无论从科技、经济还是从其他角度，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建立起越来越严谨、高效、尖端的“罗网”。随着现代文明和体育角色的返璞归真，“铁幕”时代的国家行为逐渐消失，这被认为是猫鼠游戏中猫逐渐占先的关键因素。

2016年上半年，毫无疑问是奥运历史上反兴奋剂力度空前的时段。4月，土耳其拳击手亚当·基里奇和俄罗斯自行车运动员叶卡捷琳娜·吉尼登科未能通过兴奋剂检测，无缘里约奥运会。尽管莎拉波娃的律师约翰·哈格蒂认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里迪评价莎娃年收入的话非常不妥，但莎娃承认服用了一种新被列入名单的禁药，因而被国际网球联合会禁赛两年。在西班牙的行动之后，国际田联发表声明，称这次抓捕实际上是一项长期调查行动的“收网”环节。亚丁执教过一些著名中长跑运动员，包括两次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冠军哈米斯和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银牌得主伊斯梅尔。

对于检测机构，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管理同样前无古人的。4月22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宣布暂停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资格，期限最长4个月，理由为实验室“未能符合”相关标准。实验室主任徐友宣说，去年实验室两次接受双盲考试，考试时实验室未能按照最新技术文件要求进行，而是使用了已经无法完全跟上检测要求的单极质谱技术。目前，WADA在全球有35个认证实验室，包括巴西、里斯本在内的十几个实验室都曾因为考试不过关而被暂停资格。此次事件前，北京实验室连续27年通过了相关考试。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体育总局再度明确“六项规定”，把反兴奋剂推到了工作至高地位。6月的奥利匹克峰会确定了“除恶务快”和“除恶务尽”基调，不但要对使用禁药的运动员予以惩罚，也应对相关的教练、官员、医生与其他人员予以惩罚，这让业界对预定在明年举行的世界反兴奋剂特别会议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