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前，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因车祸去世。与此前杨绛去世一样，引发了诸多争论，不同的是：上次讨论的是个人的生存和过去的历史，这次讨论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

吴的去世能激起这么大的反响，不仅在于他过去在外交上的贡献，还在于他退休后仍然在不停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近两年，吴建民与军方学者罗援、《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两场争论，影响很大，被冠以“鸽派”与“鹰派”之争。

“鸽派”吴建民强调我们已经告别冷战时代，不要动辄想着打仗，“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鹰派”罗援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要敢于亮剑，胡锡进则认为媒体的声音是多元，即便激进一点，也可以为外交所用。这很大程度与身份的不同有关：不同身份，对于言论的尺度与立场，有不同的标准和理解。客观而言，双方都在讲道理，并保持了一定风度，算是文明的争论。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再多一些也没关系。

但是，非常多的中国人在谈到军事、外交等国家大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谈到吴建民的时候，会说他是“软骨头”、“汉奸”、“卖国贼”；谈到某个国家的时候，会说“亡我之心不死”；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会说“与XX必有一战”……没必要继续列举，网上此类言论实在太多。这是真正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风度的缺失。

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古老”到了大家已经感到疲惫，懒得再谈。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依然如此；有网络的时候就这样，没网络的时候可能更加厉害。原因很多，有信息闭塞的问题，有教科书滞后于时代的问题……虽然现在开眼看世界的人越来越多，每年甚至有上亿人次出国旅游，有的人观念开始转变，但一代新人换旧人，源源不断。

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鼓吹强硬是危险的，试图利用民意则是在玩火，但这样的言论，天然“政治正确”，既安全还广受追捧。因此吴建民的话就显得弥足珍贵，就在他逝世前半个月，还在提醒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他说：“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两条。第一，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错；第二，排斥他人，把本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责任都推到别国身上。我是好的，别人不好。这样就有问题。……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

除此之外，吴建民谈得更多的，是要保持开放，要融入世界，不要冷战思维，不要有太强的受迫害感。比如在谈到西方国家遏制中国这个问题，吴建民就认为要对大局有判断，“我1971年去美国时，中美贸易额500万美元，2013年中美货物贸易额5821亿美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共同利益推动”，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些话并不是了不起的见识，有的人甚至可能有疑惑：这还需要说吗？如果还需要不停强调，说明这些认识并未成为共识，并不牢靠，甚至有倾覆的可能。

一个背景是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个背景是钓鱼岛和南海的频繁冲突，两者结合，让不少人产生了中国强大起来了，要“报仇雪耻”的想法。这就是吴建民嗅到的危险的信号，所以才苦口婆心一说再说：不要高估自己，不要只看到GDP而看不到其他方面的差距，不要头脑发昏，忘乎所以，这样是会出大问题的。梳理吴建民这些年来的言论，其实就在跟很多人认为不值一驳的观点作斗争，而正是这些话，让他触怒了另外一大群人。

吴的离世让人心情激荡，很大程度就在于：人们担心，吴建民之后，还有谁来跟民粹辩论？这个忧心忡忡的人走了，但他担忧的问题还在，需要大家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