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凤

摘要：中国书法是一种时间特征很强的艺术体系。书法的用笔、提按的运动、运行速度等等，使它不仅能有效的保持了视觉艺术的空间本色，还具有了音乐艺术的旋律和节奏美，草书是体现这一特征最为强烈的。草书表现出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艺术空间，孙过庭在他的《书谱》里给了我们详尽的解释。中国书法艺术不但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名族艺术，而且今后一定会给新的艺术流派带来价值启示。

关键词：书法艺术；草书；《书谱》；视觉空间

当我们欣赏书法作品时，要适当地了解作者创作时的时代文化背景，分析书法作品的笔法是否有法度、有新意。通常欣赏书法作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字的笔画长短、粗细，用墨的干湿、浓淡是否多变且适宜；字的“重心”是否给人以稳健的感觉；字的结体是否自然；看整幅书法作品的笔势、章法是否融会贯通；看是否留有艺术想象力的空间，防止以实论实。

一、书法双重性的美

我们研究中国书法抽象形式美的特征，可以先在广泛的民族文化氛围立场上来寻求启迪，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作为基础的，而汉字与其他的文字比较而言，具有更强的空间塑造的能力和抽象美的基因，线条是具有很明显的造型因素的，以此来描摹自然万物的形态和意义。正是这种对世界万物存在规律的抽象概括，才形成了汉字既表现出了绘画所具有的空间造型美，又表现了抽象美的一种双重性。

书法在创作的过程中充满魅力，抽象的特征保证了书法家们可以最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而造型的特征则决定了书法家们的创作离不开既定结构的约束。在古代书法家中，无论是王羲之、颜真卿的楷书、行书，还是张旭、怀素的狂草，都是书法家们在一定艺术法则制约下，发挥出最大创作自由的结晶。中国古典的审美传统准则是：以少见多、以小见大、以简见繁。书法体系中的草书便是如此，看似非常简单，却有巨大的容量。究其原因，是因为它有提炼各种生活美和反映作者精神情感的卓绝能力。

二、《书谱》对学书的理论充实

我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品读欣赏了孙过庭的《书谱》，感触颇深。虽然还没能完全领会其中的奥妙，但对于初学时的一窍不通，还是受益匪浅的。各种自然物象中的生动意态，在他的笔墨里，在他的点画线条中重新复活了，万千生动物象都囊括在聊聊数笔点画之中，这就是张怀灌说的“囊括万殊，裁成一相”[1]。

《书谱》首先根据书法造诣对“四贤”进行比较，“四贤”即钟张二王，他们各有所长。然后把每种字体的各种形态，用比喻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对仗工整。比如“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这就说的是悬针竖和垂露竖的不同，犹如与坠石一般。有些人认为这一段文字优美，通俗易懂，语言简练，是很好的段落，而我认为接下来才是更精彩的。第一个精彩片段是对各种书体总的要求，即篆书崇尚委婉圆通；隶书需要精巧严密；草书贵在畅达奔放；章草务必要简约便捷。做到这些之后，再在字中使用各种笔法，使字显示出各种效果，比如“鼓之以枯劲”就是告诉我们，在字中加一些飞白，会使字显得更加有骨力。

唐代的突出成就是真书和草书。孙过庭在《书谱》中云：“草不兼真，怠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真与草的区别，应该没有人比他讲的更清晰明了了。我以前总是认为真书为工和法，草书为写和意，其实，工、法和写、意并不是截然对应的不同概念。真有自己所依据的对象（字体），草书也有自己所依据的对象，严格契合对象（如文为写实），即为工，如大胆脱离对象（如画为变形），即为写，利用了对象，即得形，灌注了情意，即得神[2]。然而工非无神，草非无法，写非无形，真非无意，所有不同者是法去意得立足点各有所恃耳。“点画为形质”，法在于笔，“使转为性情”，意在于结构。“使转为形质”，法在于结构，“点画为性情”，意在于笔。楷书创作不得不利用的对象是点画，所以书法意韵体现在结构之中；草书创作不得不利用的对象是结体，所以书法意韵体现在点画之中，这样的认识打破传统，得到后世广泛认可。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拨开字体的迷雾，从而直窥隐伏在书体背后的时代风尚。

草书是境界最高的书法表现，具有与其他字体不同的特性，因此人们在书法创作时一直把它作为表达内心情感、抒发个人性格的最佳选择。草书在书写技法上比较讲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原则，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今撰执、使、用、转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缳盘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所谓执，是指执笔，有深浅长短之分；使，是指运笔，有左右提按几种；转，是指运笔时的萦纡回绕，转折呼应；用，是指用点画来结字，有向背相让之别。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的实践练习中，可以将“纵横牵掣”理解为前一笔的收要连带着下一笔的起，笔画纵横运动，这样就形成了上下勾连、左右牵引的状态。“钩缳盘纡”可以理解为在行笔的过程中，笔尖转折回旋，环绕呼应。草书创作时，其行笔过程确实有许多不同于篆书、隶书、楷书的行笔特点。萧衍在形容草书转折回旋的笔画时说：“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徘徊”、“似葡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浑汉之相绞，山熊之对争”、“婆娑而飞舞凤，婉转而起蟠龙”。孙过庭在《书谱》中解释这种使转的笔法是草书所特有的形质。形和质是事物构成的基础，是变现事物现实存在的重要依据，所以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点画是草书的性情所在，性情是精神状态。事物的精神，是依附于事物的形质的。也就是说草书创作时的一点一画是依附于整个字的使转部分的，使转灵活，点画就美观得体，依其性能而得势，字体的精神面貌就因此而振奋，这是草书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书谱》对学书的实践指导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五乖五合”论，“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循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3]”不仅分析了书法创作过程中，造成效果好坏的各种因素以及主客观条件，而且还强调了“得志”的重要性。这里的志，是指心志、情志、心境。显然，问题的关键之处不在于书家心境的好坏，而是在于真与伪、深与浅。极好的心境，可以作出经典之作，如《兰亭集序》，极坏的心境，亦可以写出经典之作，如《祭侄文稿》。心至诚，情至真，意至深，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创作状态。endprint

孙过庭说：“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段学书过程三段论中指出，学书只有经过平正、险绝、平正三个过程，才能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即“人书俱老”。那么“人书俱老”的“老”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老”，指的并不是人的年龄的老。老也不仅仅是一种拙，那种以为书法要达到某种大巧若拙的境界，没有雕饰，一切自然无为，就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是一种误解。因为，假如仅仅把“老”理解为拙，这就与孙过庭以及初唐时期书家崇尚王羲之的时代，审美风格不合。孙过庭等一些初唐书法家们，所推崇的王羲之的书法并不是因为拙的风格，孙过庭自己所写的书法风格也不属于拙。

“人书俱老”，核心在对于节奏感的把握，这不仅是一种音乐性的节奏，而且是一种生命的节奏，这种节奏炉火纯青的流泻和表达，它体现为——一种成熟、一种从容、一种老练，它是一种明净的心灵秩序和节奏的外化。“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所谓“通会”，就是“人心所欲不逾矩”生命节奏的表达，所以孙过庭继续说，“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所以，“人书俱老”的节奏源自于人的内心，这是书法类似音乐的特征，也是作为线条艺术最大的魅力。梁巘曾说：“须知始之平正，结构死法；终之平正，融会变通而出者也。”艺之老境，不是没有法度，也不是拘于法度，而是对心灵结构恰到好处、炉火纯青的把握。它是一种心性，更是一种经历了人生的磨砺之后的淡定和从容。这样来看，“人书俱老”和年龄因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有些艺术是附属于青春的，比如唱歌和跳舞，他们都以一定的生理基础为前提。而书法的成熟期通常在中年或晚年，就是因为对于毛笔等一些工具的性能的把握需要一定的时间，用毛笔来转达和表述自己的内在心里节奏和情绪律动更是需要反复的锤炼。更重要的是，那种从容和淡定的心理和境界，需要人生的砥砺磨练，它不是朝花的绚烂，而是风雨后的彩虹[4]。

书法艺术需要我们花费毕生的精力，去探索其深邃的内涵，二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书法艺术需要我们执着的追求，而不能浮躁的模仿；书法艺术需要崇尚人格、品行、个性化，而不能伐性汩情，带着假的面具媚人。今后，我会进一步学习钻研《书谱》，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书法临摹和创作能力。

【参考文献】

[1]崔树强.黑白之间：中国书法审美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1）：17.

[2]卢辅圣.书法生态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12）：49.

[3]孙过庭.《书谱》译注[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01）：83.

[4]《书法》杂志编辑部.美的沉思.批评篇[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01）：37.

[5]陈方既.中国书法精神[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6]陈振濂.书法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