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他的所谓“英雄”，是这样一些人物，近现代的，有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意大利诗人邓南遮，还有英国的托玛斯·哈代……他的理由：“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对于这些英雄，他不仅阅读、翻译他们的作品，还说：“在我有力量爬的时候，总不教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他想亲炙他们，“多瞻仰几个英雄。”这种向往，促成了他与英国大作家托玛斯·哈代的一次会面。

哈代虽然被公认为英国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尤其代表作《苔丝》，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在早期以及后期，他的诗作，却出色地表现出他“真纯的人生哲学”。正是这些诗作，最早吸引了中国诗人徐志摩，使他终生都将哈代当做“属于任何时代”的“英雄”崇拜着。

在徐志摩翻译的诗作中，数量最多的，似乎就是哈代的作品，达到了数十首。1923年11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刊出了徐志摩最早翻译的两首哈代的诗作。其中一篇是《她的名字》：

“在一本诗人的书叶上/我画着她芳名的字形；/她像是光艳的思想的部分，/曾经灵感那歌吟者的欢欣。

如今我又翻着那张书叶，/诗歌里依旧闪耀着光彩，/但她的名字的鲜艳，却已随着过去的时光消淡。”

同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又刊出徐志摩翻译的两首哈代诗作，其中《伤痕》一首，原作及译笔都十分凄美：

“我爬登了山顶，/回望西天的光景，/太阳在云彩里/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宛似我身上的伤痕，/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不曾袒露隐秘，/谁知这伤痕透过我的心！”

从时间看，徐志摩对哈代诗的兴趣，一直没有降温。1924年，他又先后翻译发表了四首哈代诗作；1925年3月的《语丝》杂志，又刊出他翻译的哈代诗作《在一家饭店》；1926年5月20日《晨报副刊·诗镌》中，刊出了《厌世的哈提（即哈代）》一文。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徐志摩一口气翻译出数首哈代诗作：《一同等着》《疲倦的行路人》《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至此，有关翻译的介绍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因为随后不久的当年夏天，徐志摩就奔赴欧洲，在英国学者，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教授狄更生的介绍下，见到了他心仪的“英雄”——托玛斯·哈代。

在未见到哈代本人之前，徐志摩曾经根据一些文章的描述和一点想象，为哈代画了一张像：“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多切斯特的乡下，你或许碰到‘裘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颏，在街道上闲暇地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卫撒克士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地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这是一个欣悦的快活形象。他的内心呢，徐志摩这样想象：“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绩，就是眼前最琐小最暂忽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从他那六十年不断的心灵生活里，——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六十年不懈不弛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制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傲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珍的礼物。”然而，这毕竟是想象，真实的哈代——这位文坛“英雄”，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

为怕打扰，哈代在多切斯特郊区建立了一所名为马克斯门的住宅。一般情况，他是不见客的。所以，在此之前，徐志摩便请剑桥大学狄更生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志摩是哈代诗歌的中文译者，希望能够与哈代见面云云。当时，狄更生教授还对徐说：“老头儿（指哈代）精神真好，小心他带你到多切斯特树林里去走路，他就好像没有疲乏的时候。”狄更生与哈代是朋友，他大约“享受”过与哈代走路的疲乏待遇。

1926年7月的一天，天气格外地好。带上狄更生教授的介绍函，徐志摩从伦敦出发，前往多切斯特。下午三点多抵达。出站后，因为天气好，徐志摩打听到去马克斯门的方向，就欣快徒步向目的地进发。哈代的家门外边，是一片青碧的平壤，住宅上爬满了藤萝，是一个绿色的世界。园子里有一位工人在修剪花草，徐志摩上前询问。工人点点头，用手指指门，告诉他老人在家。徐志摩拉响了门铃。在宁静里，屋内的狗叫显得刺耳。一个戴着白纱抹头的年轻侍女出来开门。

听到徐志摩请求后，年轻女子说：“哈代先生在家”，随即就补了一句：“可你知道哈代先生‘永远不见客的。”“慢着，”徐志摩赶紧说，“我这里有一封信，麻烦你给递进去。”也许这个侍女没有想到这位异国青年有这么大的面子，所以当她从屋里出来时，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 “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侍女提示，“你不怕狗吧？不过不要紧，我们梅雪（狗名）只叫，不咬人的。这儿客来得很少。”

徐志摩有些怕狗，随着侍女，战战兢兢地进了门。引着徐志摩走进客厅，侍女就出去了。哈代还没有来，徐志摩得以观察客厅的陈设：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画家约翰·萨金特为哈代画的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英国诗人雪莱的像。书架上，还明显摆着雪莱的大本集子。徐志摩觉得有些诧异：这老头儿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从文字到内容、形式看，他们两人的差距真够大的。徐志摩正想着，外面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的还有狗的铃铛声。

哈代推门进来了。老头儿真是矮。一刹那，徐志摩甚至觉得自己平望过去，几乎没有看到他。但老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毕竟真实地来到自己面前。徐志摩事先准备好满腔想表达崇拜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哈代便一下子拉他坐下了。口里还连连说着“坐、坐”。接下也不容徐志摩开口（似乎来客的开场白他早已了然），就用急促的语调和有些干涩苍老的声音一连串地发问起来：“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还好吗？”“你在翻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歌用不用韵？”显然，前面几句问话是不用答的，狄更生的信里已经介绍了相关情况。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诗人的徐志摩回答得很妙：“我们（中国）从前只有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歌，可最近……”哈代一下子打断他，说不愿意听“最近”。哈代当然是赞成用韵的。他打了个比方：你投一块石头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开了去，韵是波纹，少不得。哈代继续发挥说：“抒情诗是文学精华的精华，是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它多小，光彩是磨不灭的。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比作一首好的小诗困难。”说话间，哈代引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告诉我什么培养了想象力。”还高兴地说：“为你的观察力干杯。”这句话，是本琼生说的，引在这里，表示出一种满意的自我欣赏。

哈代这些话，显然是对着这位年轻的中国翻译者说的，表达了自己对抒情诗的看法。徐志摩根据自己翻译哈代诗歌时的体会，告诉哈代：“我喜欢你的诗不仅因为它们结构严密如建筑，同时其中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是有机的整体。”这里，徐志摩用了“Organic”（有机的）这个词。对这位年轻翻译者的表述，哈代显得很满意。他重复着这个词：“yes，Organic，yes，Organic.”“诗必须是活的东西。”他还做了这样的生发：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诗是文字的秘密。

在相互交谈间，徐志摩也在观察着这位自己心目中的“老英雄”。哈代的脸盘像是一个尖角向下的等边三角形，两颧似乎很宽；他的眼睛不大，但很深邃，不容易看出颜色和表情。如一般刊登的照相或画像中常见的，哈代极明显的标志是他嘴巴两边松松下坠的夹腮皮。他的头顶已经全秃，只两鬓略略有一些花白的头发。整体望去，他那皱纹龟驳的脸如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侵凌，雨雪的剥蚀，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不尽的时间和空间变幻，都在这张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哈代仍在沉思。他回忆说：“三十年前有朋友约我去中国。朋友是位教士，叫莫尔德，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回来后，说英语时已经不熟悉了，得先想中文，然后再翻成英文。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他约我去，可是太遥远，太不方便了。”大约听那位教士说到中国文字，哈代问徐志摩：“你们的文字是怎么回事？困难极了是不是？”哈代甚至说：“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中国文字）改用英文或法文，这不更方便吗？”这话叫徐志摩大吃一惊。他想，哈代可以说是一个通晓各种语言的天才诗人，竟然要我们丢掉使用了几千年的文字！实在不可思议。关系太重大了，徐志摩不由得与哈代辩难起来。哈代也许说得并不多么认真，所以相互讨论了几句，大师并没有过分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为徐志摩是由狄更生教授介绍，哈代问起来狄更生的近况。他感叹地说狄更生真是中国的朋友。在哈代的询问下，徐志摩谈到了自己游览的城市，以及各地风格各异的教堂。哈代早年学过建筑，听到这个话题，又产生了兴趣。徐志摩问：“你的小说里常常有建筑师，那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哈代回答说没有。想来也许应该有，不过哈代是无意识地将自己熟悉的状态带了进去，所以在他看来，明显的意识确实没有。

因为徐志摩到达时已是下午，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就有些迟了。此时，哈代养的那只大狗好像懂事似的，跑过来趴在徐志摩身上喘喘地乱抓。哈代看看有些紧张狼狈的徐志摩，唤开了狗，说：“我们去园子里走走吧。”徐志摩明白，主人是要送客了。他心里想，费这么大的劲拜访一趟，总得留点纪念吧。他赶上哈代，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哈代回头，看见徐志摩手里拿有一部照相机，竟加快了步子。他说：“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给我照相，给我找了很多麻烦。从此我便不让来客照相了。”像是知道来访者下一步的要求，哈代先封了口：“我也不给人签字，你知道吗？”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步伐，似乎怕徐志摩强迫他似的。走到花圃边，哈代停下脚，大声说：“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给你作纪念。好不好？”他采下一红一白两朵小花，送给徐志摩说：“你可以插在衣襟上。”他又催促般地说：“你现在去赶六点钟的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吧……”哈代老人扬了扬手，径直进门去了。

按世俗的想法，哈代真是吝啬，连茶也没请客人喝一杯。可当时的徐志摩，内心却充满了感激。能够有与英雄见面这样难得的机会，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哈代，在徐志摩看来，是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拜伦这样一等人物，能见到他，就是幸运，你还在乎喝没喝一杯茶？回来的一路上，徐志摩一直在回想着，哈代，是自己心目中那么高远、明亮的形象，刚才那个秃头、弯背、屈腿的老头儿，就是他吗？真不可思议。

回国后不久，徐志摩又翻译了老诗人不久前写的一首诗：《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慕。1928年元月，徐志摩认为应当活满100岁的哈代辞世。消息传来，徐志摩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立即以《汤麦士哈代》为题，写出一长篇纪念文字。在文章中，除去介绍了哈代逝世后英国隆重的悼念活动，还对哈代的各方面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这四年里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和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 19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立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我们想念到他们，正如想念到创化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无涯涘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这篇溢满悲哀和性灵的文字，充分表达了徐志摩对哈代及哈代般英雄人物的景仰，阐释出自己与哈代精神的领会及契合；文字的灵动和丰满，无不显露出他掩抑不住的情怀。在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位仰慕者和领悟者，文学大师哈代，应该相当满足了。

除纪念文章之外，徐志摩又赶译出三首哈代的诗歌：《对月》《一个星期》《文亚峡》。前面两首与纪念文章一起，发表在1928年3月10日 《新月》杂志第1卷1期上；《文亚峡》（一首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叙事诗，计150多行）发表在1928年6月《现代评论》三周年纪念增刊上。这位崇拜者自己还以《哈代》为题，创作出一首纪念诗作。这一切，当然是徐志摩向哈代——心中的精神“英雄”所致的由衷敬礼。

并不以诗享有最高声誉的哈代，在中国诗人徐志摩那里，成了被翻译诗作最多的歌者；在世界上伟大的“英雄”人物中，被徐志摩以文章描述、介绍、纪念最多者，仍是哈代。从时间看，他们两人的会谈虽不足一个小时，可哈代的诗文以及他的整个人，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杰出的诗人徐志摩。

当然，徐志摩属于文化伟人的仰慕者。可是，说他们有心灵相通之处，是毋庸置疑的。仰慕真正的“英雄”人物，无疑是向光明的接近，希望自己的心扉能被阳光照亮的天性所致；人类向善，追求智慧，这也许是最亲切、便当的方式。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情怀，从其作品看，无疑受到哈代艺术——诗歌、小说的影响；就品格看，他也是单纯而明亮的，这也能从风格和情味上映现出哈代的影子。由此看去，文化的影响和交流，并不因为国度不同而稍减，不因文化的差异而受损。人类的优秀文化，就是在人类最基本的共通认知情形下建立的。这一点，在国家间仍存在冲突，而文化间相互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尤其值得留意。追述这段半个多世纪前文化人——哈代与徐志摩之间的交往，想传递的，当然就不仅仅是他们见面，翻译诗文作品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