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的另一个朋友冯唐，找到一个黑店，买了一本教学参考书。书是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到，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冯唐就把答案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而我属于第三种，既没办法脱离现实又没勇气反抗。我在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的心情瞎揣摩一气，卷子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我十分被动和消极，每天最后一个来学校，放学第一个走。那时候山西小县城的冬天严寒刺骨，我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大排档，没报刊亭。

父母希望我將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进铁路局工作。邻居们都说在铁路局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戴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过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此，父母不让我看课外“闲书”。但晚饭时可以让我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节目里面可能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字典里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我吃饭端着工具书看，受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就算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收录机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有期节目，主持人沈琬说有一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于是她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还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的也没什么出奇，只是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在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原来，这个职业这样打动我。

我干了人生第一件主动的事，就是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但是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他们要求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叫《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你的。”他没有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