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的另一个朋友冯唐，找到一个黑店，买了一本教学参考书。书是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到，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冯唐就把答案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而我属于第三种，既没办法脱离现实又没勇气反抗。我在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的心情瞎揣摩一气，卷子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我十分被动和消极，每天最后一个来学校，放学第一个走。那时候山西小县城的冬天严寒刺骨，我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大排档，没报刊亭。

父母希望我將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进铁路局工作。邻居们都说在铁路局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戴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过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此，父母不让我看课外“闲书”。但晚饭时可以让我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节目里面可能有考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