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文++吕澍++王维江

19世纪末期，蜡筒留声机经由外国公司和私人进入中国。除了商业的动机，还有其他“帝国主义”的目的，即建立与维护全面的霸权——包括政治、宗教、国民经济和文化诸层面，把各式各样的团体派入中国。这样的扩张也唤醒了中国已有的对留声机的热情、对技术创新的兴趣及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赞成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试图保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儒家学者、官至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就有这样的偏好，他是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明者。这一被史景迁判定为“哲学上的倒退”的提法，又被其代表人物做了实用主义的应用，即为工业化和中国的强大而接受外国的科学技术，同时要求捍卫儒家的价值观并阻挡帝国主义的侵入。

精英圈热捧留声机

从1840年代起，“新知识”就通过传教出版物和报纸、外交官报告及私人提倡和官方机构扩展着影响。最有名、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1876年建立的“格致书院”，其杂志《格致汇编》在1890年春登载了《格物杂说》一文，对留声机作了详细的描述。同年，《点石斋画报》刊载了一篇介绍爱迪生新发明的文章，谈及“记声器”的奇妙技术。

《格致汇编》称，外国人发明了一些装置，“瞩巧而奇”，其中就有记声器。这一发明一开始在外国人中间是很受喜爱的“游戏玩物”，但它已不仅仅是玩物了，因为它能把重要人物的声音记录下来，从而传给后世。其后辈受此装置吸引的作者写道，不管什么人、什么声音或者什么声响，每时每刻都可以将之储存到一个转筒的表面，以后就可以随时聆听原声。不管听多少次，都是一样的效果。也可以把新闻储存到筒上，通过邮局寄出。邮件接收者可以通过一台装置听到那消息。

作者的这个讲法及其与机器打交道的经验，说明他不仅被照相和留声机改变了认识，而且还让他认识到机器可能具有的用途，这肯定能唤起读者的兴趣。在这个意义上，最有启发作用的是文章的最后一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留声机的兴趣和留声机在上海的销售情况：

前岁，本馆主道经纽约近处，特往爱第森厂亲观此器。先对其管言英语敷句置其机器内，则回发其言声气毫无差误。复请人对操琴调与琵琶声吹笛声，则各音俱为此器收而记之，回发无差。又对之咳嗽打嚏大笑，各声亦为此器收记回应。观此厂内另有数种奇物，一种为蜡面小人，胸内藏记声器，已将言语存于其内，将小摇柄摇之，则蜡人自能言语，宛若生人。内有一蜡人将其来历与所作各事言之历历，听者无不解颐说者。此种蜡人原为小儿玩物，已有人定造二万个，厂内日夜甚忙。另造电灯电器等甚多，大半为爱第森之新法，俱有益于人者。现英法等国用此等器不少，日本国近年亦有之。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格致汇编》，4，1890，第17页）

从文字可知，作者认为留声机是很重要的发明。此外，中国公使还去参观了爱迪生工厂。此处提到的丰泰洋行，指的是弗拉扎于1880年年初在纽约建立的企业弗拉扎公司，它在上海和横滨都有分公司。这家企业因销售爱迪生灯泡而获得声誉，于1889年被爱迪生指定为将留声机引入中国和日本的“特别代理”，但那时的销售额还很低。

爱迪生已于1888年4月催促他派一位专家到中国和日本，以培训当地的销售代表。弗拉扎虽觉得费用太高，却表示理解爱迪生的想法。“我很想尽早发20台机器到中国去”。 爱迪生反对这一举措，他在一封写给弗拉扎的信中解释道，没有专家“就把机器发出去太不安全了”。 这年年底，当弗拉扎横滨公司报告说美国留声机公司借助在美国公使馆内举办的成功演示活动，把日本顾客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弗拉扎公司感到了压力。 1889年2月6日，弗拉扎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函件中写道：

尊敬的阁下，我委托米勒先生（Miller）给您带去介绍信，希望您能准予他进行留声机的演示。假如您能给北京各部门的您的同事说几句话，米勒先生将携带这段录音，用我发送到北京的留声机播放，您的朋友将能听见您的声音，如同您亲自在场一样。

如同上面提到的《格致汇编》所称，公使对留声机的态度是很开放的：他参观了爱迪生工厂，并录下了自己的声音。至于这段录音是否到达北京，我们不得而知。正像弗拉扎在前面那封信里所说，爱迪生工厂每天生产80台留声机，极为努力地要把产品销往中国。

六个月之后，爱迪生寄了一台留声机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后来弗拉扎欣喜地向爱迪生报告此事，并附上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1864—1902）在天津衙门用英文写的信（1890年6月26日）。

尊敬的先生：

我们收到了经由弗拉扎公司转来的您的礼物——留声机，我父亲非常喜欢，我们也都非常喜欢。我父亲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您是这个世纪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父亲早在您的礼物使我们得以直接交往之前就听说了你的大名。

如果您能借休假的机会访问我们的国家，我们将热诚地欢迎您。

您真诚的

李经述

我的父亲李鸿章将添上他的签名。又及。

从这封措辞客气的信中可见，李鸿章——这位现代化运动的赞成者、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对爱迪生的创新工作评价甚高。他不仅邀请爱迪生来中国访问，而且还对留声机在中国的销售乐观其成。

信中还附有一张卡片，他用了三个字给未来的留声机起了这样的名字——传语盒，只是后来未被采用。

有关留声机的消息也传到了北京的皇宫里，引起了光绪帝载湉的注意。何德兰教授对此有记录，当时他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其夫人作为医生在慈禧太后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回忆道，有一天，几个皇宫里的高官前来造访并询问：

皇帝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话匣子，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们回答。在大学堂的物理实验室里就有一台，我们可以拿来让你们看看。我们有一台旧的爱迪生留声机，用踏板的那种，看上去很像缝纫机。我们带他们去了实验室，让其中一人对着这机器说话，然后让机器重复说那些话。官员们很高兴，没过多久，他们又来了，执意要买下这台机器献给皇帝，因为要获得认可和地位的话，这可是最好的办法了（何德兰， 1909，第119-120页）。

年轻的皇帝对这台说话机印象深刻。1901年，何德兰在另一篇报道中称，皇帝显然有好几台说话机，而且他从这一现代外国玩具中得到乐趣：

因为这男孩儿更喜欢外国玩具而不是中国玩具，所以太监们在宫殿的儿童室里藏了几乎所有最好的欧洲生产的机械制动玩具。他长大后，玩具也越来越复杂，有留声机、留话机、电话机、蜡筒留声机、电灯、电动车、报时钟、瑞士表，几乎所有现代最伟大的发明物（何德兰，1901，第36页）。

这些例证一致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即1890年代留声机在中国精英圈子里很受欢迎，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留声机在中国的销售情况。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昂贵的、技术尚不完善的产品，其运用领域看来还很小。加上开初时的留声机和空录音筒在进口时还遇到了各种困难。

留声机很容易碰坏，常常在抵达上海时就已受损。货物到达时就不完整，录音筒常在途中遗失，或因搬运不当而致无法使用，造成客户退货或者拖延付款。尽管弗拉扎公司“为数颇为不少的机器”能卖出，然而投诉却越来越多。1893年4月说要“……给中国和日本蜡筒留声机供货，我认为是在浪费时间。”

一年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证实了这种估计。然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1895年4月17日），不仅提高了中国对现代外国军备技术的兴趣，而且还逼迫中国割地赔款，但这也加快了外国工业在中国的扩展。

《马关条约》带来的三个后果，也给后来的唱片工业造成了影响：首先，日本获得许可在各条约口岸建立工厂。这在最惠国待遇中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国家。其二，胜利国日本开启了各国抢占“租借地”的政治势头：德国（1897）、日本（1897）、俄国（1898）、英国（1898）和法国（1899）。1902年，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天津建立了租界。第三，中国报刊数量骤增。民族危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促进了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对外国新闻的新兴趣。

简而言之，外国租界网络的产生加速了经济上侵入中国的过程，伴随着报刊业的形成，扩展了产品广告的可能性。

留声机的象征意义

中国试图改革，此时以康有为（1858—1927）为首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在进行着实践。以俄国和日本为榜样，以一系列机构改革为目标的改革，却只在“百日维新”期间在北京为人所知，而维新失败后这些参与者不得不流亡日本。社会分化为对立的两极，知识分子和政府也是如此。是全盘西化还是倡导与帝国主义斗争？日本此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榜样。

早在1896年，已有中国学生在交换项目的框架下前往日本读书。1905—1906年，有将近一万名中国学生在东京注册。 他们在那儿应该见过各式各样的留声机，因为明治维新和全力推进的现代化使留声机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美国第一篇有关留声机发明的文章发表之后七个月（1877年12月22日），日本第一篇有关车籍写声机（这里所说的是技术上公布的留声机与电话的区别）的报道就发表了。在1880年的一篇文章里，作者描写这个机器为“最近最迷人、最让人吃惊的科学发明”。在很多日本人的眼里，爱迪生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发明家，因此，细川周平称：“他的天才是西方优越性的标志。”与上海一样，东京和横滨在1890年左右开始销售留声机，不一样的是，留声机在19世纪90年代初就征服了日本的娱乐世界。当松本竹千郎于1898年在东京开办第一家留声机贸易的专业公司时，感兴趣的客户从报刊的报道中对留声机已非常了解。但外国唱片的销售及与此俱来的西方音乐的传播，却要迟至1909年。 在日本，蜡筒留声机及留声机被称作Chikuonki，即蓄音器（或机），这一叫法沿用至今。而这几个字偶尔出现在中国的科学著作中，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张德彝（1847年—1918年，清初编入汉军镶黄旗）和郭嵩焘（1818年—1891年，中国首位驻外使节）的时代，中国对Phonograph的称呼各有不同，这些称呼很早就被取代了。徐建寅（1845年—1901年，热爱自然科学）在1879年11月7日的日记里称之为记声器。十年之后，生活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和学者丁韪良在其1886年出版的《气学入门》里，将之称为储声机。而今天Phonograph和Gramophone所用的概念——留声机器或留声机——是1898年出现的，在1915年左右得以流传开来。媒体介质的不同，也与西方一样，分别称为录音筒、留声筒和唱盘。当唱盘这一媒体介质在1910年代广泛流行，使得唱片这一现代概念得以通行，它同时表达出其中主要录制的是唱段。这两个字的组合其实并不新鲜，它们在京剧传统世界里具有根基。在清朝，人们用唱本这一概念来表达京剧的文字剧本。

有关该机器的讨论出现在了各种报刊和专业杂志上。天津的《利济学堂报》（大学金融和经济类期刊）在1897年以《记语新器》为标题写道：“创造电灯之美国人，名晏打臣，新创一器，接附于德律风，或附于电线机，可将其所传之言语登记无误。”1898年《格致新报》解释，为什么留声机能使男女声音起变化。一年后，1899年11月3日，《新知报》在讨论“留声机器原始”，还原了爱迪生最初的想法及录音的实验。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留声机在中国科学界所引起的关注。更为明显的是，反对中国西方化的保守科学家（格致家）将之引入其理论，说外国技术的源头都在中国传统里（西学中源）。体现在留声机一事上，王仁俊在1896年根据历史资料，将其追溯到学者及哲学家墨子身上，论证录音技术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他的两个例证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争论：

《岳云谨案》一书有一段描述传话筒的文字：它由两根顶端开放的竹筒组成，另一边用纸贴住，一根细线将之连接。书里也能找到有关寄声筒的描述：一段木管，可以向里面说话，所说的话就被保存起来。作者认为，外国人把这两个机器发展成了电话和留声机。还有一个吴国（222—280）太仓县人武孟记载了一段奇异的经历：有一天，他在一条水渠中发现了一个“石枕”，就把它带回了家。头枕在这个枕头上，他整夜都听到鼓声，最后是三声鸡叫。他觉得这枕头里藏有魔鬼，命人砸了它。结果发现枕头里的机械装置，它整夜都在工作。专家认为，这是“诸葛亮的鸡鸣枕”。作者从这例子得出的结论是，古时候的中国就有人能制造留声机了。他还引用了更多的史料，总结了各种各样的回声现象。

这是那个时代很严肃地并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文章，但后来它们在外国出版物里被当作了轶闻。爱尔兰人赫德爵士早年在英国领事馆工作，1863年起任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自然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他也很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并将相关情况传播到了西方。1909年2月11日，Ludwig Hübsch在《奥地利大众报》上首次报道了这一神话，比十年后——1923年12月15日——《留声机杂志》上一篇题为《2000年前中国的一架说话机》的描写还要详细。

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赫德爵士在一本2000年前印的中文书里，确实发现了有关说话机的描写，这应该是此类机器的最古老的证据。这机器由一个带钟表的匣子构成，能把近旁所有声音和响动忠实地记录在一个筒里。将此筒放在一块板上，让两者同时转动，录下的声音就放了出来。筒上的录音一旦转到了板上，就可用板而不需要再借助筒放录音。

这里所举的例子无疑可以证明，从大约1890年起，留声机就吸引了中国精英和科学界的注意。留声机被看作是证明爱迪生天才的证据，作为被承认的外国众多先进技术之一，它象征着西方思想的先进。与西方一样，人们还不知其实际的用途如何，它仍然还只是一个技术玩具，因为其精致而进入到中国有关现代化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