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立平

自1938年11月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日军在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开始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局部地区对国民党军施行有限的进攻。

此时，国民党海军在长江流域作战任务是：主要采取水雷封锁、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日军舰艇及其运输船，破坏与切断日军水上交通线，以配合陆上作战，拱卫陪都。

国民党海军原有的130余艘舰艇，除自沉25艘于各封锁线外，被日军击沉82艘，仅剩20多艘，实力太弱小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军承担了武汉上游，以及荆河和洞庭湖的防务。除了要塞战外，改变了过去防御作战的被动局面，在所控制的长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锁航道，展开敌后布雷游击战。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行动，常使日军防不胜防，狼狈不堪，损失惨重，对日本海军官兵的心理打击极大，许多日本海军官兵谈雷色变，闻雷丧胆。

协同陆军保卫长沙

武汉沦陷后，日本即派遣陆海军从湖北进犯湖南，企图攻占长沙，打通粤汉铁路线。此时，作为荆河湘江之门户的城陵矶面积辽阔、港汊纵横的洞庭湖，在军事上更显出了重要价值。

为保卫长沙，打击入侵洞庭湖的日军舰船，中国海军早在1938年秋即将城陵矶划为要塞区，组成洞庭湖区炮队，总共280人，25门舰炮，分设若干炮台，在洞庭湖组建布雷队，下设7个分队。

1938年10月26日，在武汉上游的篇洲、宝塔洲两区布雷300具，在新堤至城陵矶布雷500具，并将沿江之航路标志一律拆除。11月8日，日舰迫近城陵矶要塞，临湘矶与杨林矶2炮台开炮袭击，日舰逃走，后改为飞机轰炸。中国海军官兵英勇抗击，使日军难以突破要塞阵地。9日，日军从要塞后路抄入，炮台安装的舰炮无法掉头还击，城陵矶遂被日军攻陷。11月12日，日军攻陷岳阳，洞庭湖形势十分严峻。

中国海军布雷队立即加紧行动，在琴棋望、白玉坼、营田滩、老鼠夹等处布雷190具，并调“顺胜”号炮艇、“江平”号和“俞大猷”号轮船等，加上一些民船，自沉于湘江与洞庭湖的交汇处阻塞航道。此后布雷范围逐步扩大，一直发展到东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荆河，西达常德的广阔湖区，所布水雷，将洞庭湖封锁得十分严密。

1939年9月中旬，日军从湘北分路南下，发起第一次进攻长沙的战役。日军舰艇集中于岳阳，助陆军作战。海军布雷队闻讯后，在湘江各处加布水雷2000具。日军多次派出飞机轰炸，但收效甚微。于是，日军命令熟悉航道的汉奸带路，用小艇和民船运载轻装步兵自岳阳出发，入荷叶湖，经小港，从雷区中寻找专供中国海军船只进出的航道空隙处前进。然而，仍免不了有一些舰艇触雷伤沉。

战后清扫战场时，在磊石山、沉沙港、琴棋望等处均发现有被炸的日艇残骸及遗弃的扫雷器具。由于雷区阻碍，日本陆海军难以协同动作，陆军军火和给养供应困难，使第一次进犯长沙的企图失败。

国民党海军布雷队在洞庭湖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为此，海军总司令部于1941年9月1日批准正式成立第一布雷总队，下辖七个大队，每大队下辖两个布雷队。

1941年9月，日军发动了第二次进犯长沙的战役。日海军舰艇集结在鹿角、九马嘴一带，伺机冲入湘江，进迫长沙。中国海军第一布雷总队各队立即分头行动，在湘江、沅江加布水雷1000余具。在大量水雷的阻挡下，日军舰艇始终徘徊于营田以北无法前进。9月28日，日军扫雷艇1艘在营田触雷沉没，迫使其扫雷行动一度停止。9月底，日军先是占领了长沙，后又被迫弃守。10月初，日军进攻长沙的行动再次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不到舰艇支援和水上运输线不畅通。

1941年12月，为了同太平洋战场上的攻势相呼应，驻华日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进犯长沙的战役。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日军未能突破城防。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日军进行围歼，日军伤亡严重，于1942年1月4日突围北撤。

在此役中，国民党海军第一布雷总队于湘江加布水雷270具，阻止日军舰艇前进，配合陆军粉碎日军进攻，又一次显露了水雷战的优势。此后，第一布雷总队同第三布雷总队并肩作战，对洞庭湖航道加强封锁，共布雷1200百余具。由于设防严密，日军舰艇进入湖区后常遭触雷灭顶之灾，纷纷退缩。

1943年11月，日军在鄂西集结10万余人，向常德发动进攻。第一、三布雷总队协同抗日，对常德、桃源附近水面严密封锁，于津市、牛鼻滩间加布水雷600余具，将水道节节切断，使日军舰船无法利用水上运输航道。

11月25日，日军一度攻入常德，因得不到海军支援，陆上供应发生困难，中国军队终于将其击退。海军的水雷封锁对击退侵入常德的日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海军布雷队在洞庭湖、湘江各处，抢布水雷500余具，使日军无法通过水路进攻，迟滞了日军进攻长沙的速度。

守卫荆河、川江

重庆嘉陵江入川江之口的军事防御，水重于陆，国民政府迁都至此后，倚仗川江天堑之险，为长期抗战之计。荆河是宜昌以东、城陵矶以西的长江江段，是川江的前卫。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荆河就成为拱卫陪都的第一道水上防线。1938年秋，海军总司令部在荆河地区组建了七个布雷队，采取布放定雷和漂雷相结合的战术，对荆河实施分段防御。

1938年11月，首先在石首设立沉船阻塞线，拆除沿江航标，并将重要港道划成雷区。城陵矶失守当日，在石首、藕池口紧急布定雷200具。执行运雷任务的“义胜”号、“勇胜”号、“仁胜”号炮艇及2艘驳船在藕池口遭日机空袭，均被炸沉。11月12日，岳阳失守后，海军布雷队又在石首下游布放漂雷150具，后又在各雷区布雷近1000具，使日军舰艇无法通过荆河配合陆军西犯。

1940年6月，日本陆军进攻宜昌。国民党海军布雷队立即在荆河各处加布定雷1900具，在砖桥、红花套向下游布放漂雷50余具。6月15日，宜昌虽被日陆军攻占，但荆河雷区却挡住了日军舰艇。

1941年4月，日军图谋先打通沙市至岳阳江段航道，为占领宜昌的日军解决辎重运输困难。布雷队闻讯后，立即在洪水港布雷20具，还在太平口等处布雷180具，使日军企图落空。

为配合中国陆军反攻宜昌，海军布雷队在黄公庙附近连日布放漂雷40余具。日陆军得不到海军舰艇支援，后勤保障困难，终于被驱出宜昌。中国海军利用雷区阻止日舰船西犯，对收复宜昌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11月，荆河地区布雷队改编为海军第三布雷总队。为进一步巩固荆河雷区，1942年9月，第三布雷总队在各雷区加布水雷180具，在洪水港布放50具。

1943年2月，日军增兵岳阳，形势危急。2月16日，监利失守，荆河北岸皆入日军之手，海军布雷队根据地也遭到日军炮击。布雷队官兵不畏艰险，在石首古长堤等处抢布水雷150余具，阻止了日军从水路西犯的行径。2月28日，布雷队在三只角布漂雷20具，炸毁了日艇一艘及日军布设的防御设施。随后，又在广兴洲布放漂雷15具。日军从北岸分5路南渡，中国陆上守军后撤，荆河南岸也随之陷落，第三布雷总队被迫撤离荆河地区，转移到湖南的华容、南县、安乡一带与第一布雷总队共同在洞庭湖地区作战。

川江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由于三峡地势险峻，水流湍急，日本海军企图突入川江。1939年以后，海军成立宜昌至巴东、巴东至万县2个要塞区，分辖第一、二、三、四总台，下辖9个台及1个直属台，分别设在石牌、庙河、波滩、牛口、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及红花套，并编配烟幕队三个队，共装备舰炮及野山炮106门，官兵总计1000多人。1940年7月，海军总司令部利用这支力量正式组建川江漂雷队。

1941年11月，川江漂雷队奉命改编为中国海军第四布雷总队。1943年春，奋战在荆河的第三布雷总队撤走，荆河雷区遭日军破坏后，川江的形势日趋严峻。为阻止日舰船从江面溯流而上，第四布雷总队赴平善坝江畔布雷50具。次日，一艘日舰在宜昌下游被炸沉。日军舰船闻讯纷纷躲避不前。由于日本陆军孤军作战，没有海军配合，不久撤退。此后，国民党第四布雷总队继续坚守阵地，使日本海军舰船始终未能驶入川江。

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

武汉弃守后，日军舰艇在长江中游活动剧增。为了破坏日军占领区的水上运输线，国民政府决定，“在长江各段实施水上游击，发挥敌后攻势，以遮断日水上交通为目的，袭击其舰艇及运输船只为手段，作无定时无定地之钻隙踏虚布雷”。1939年1月，国民党海军开始组建了长江中游敌后布雷游击队。其活动范围划为芜湖至湖口段沿江各地带，是长江中游第一布雷游击区，总队部设在江西上饶，与陆军第三战区相协同。从1940年1月20日起，布雷游击活动一展开便频频奏效，日海军舰艇不断触雷沉没。

为扩大战果，国民党海军将第一布雷游击区扩大到湖口至江阴一带，以破坏长江中下游航道。为了加强长江中游布雷力量，布雷游击队又增编了第六队，下辖第十一、十二分队。1941年，又将中队改为大队，分队改为中队。10月，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布雷总队，总队长为刘德浦，辖7个大队、14个中队。第二布雷总队在第一布雷游击区的作战，给日本海军以沉重打击。至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具，触沉日大型军舰3艘、中型军舰8艘、炮舰6艘、运输舰32艘、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炮艇1艘、大火轮1艘、小火轮4艘、大铁壳2艘、汽油船1艘、木壳船1艘、商船2艘、大驳船1艘，总计大小舰船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其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战果辉煌。

日本海军舰船在第一布雷游击区不断遭到袭击，因而不敢在湖口江面逗留，被迫转至九江。为了破坏日军在此水域的活动，海军总结了第一布雷游击区的作战经验，于1940年4月将鄂城至九江段划为第二布雷游击区，从洞庭湖布雷队抽调官兵组成四个布雷队，与第六战区陆军协同作战。

1941年5月，第三布雷游击区改为湘鄂布雷游击区。后来，中国海军江西、湖北两地的布雷队进行组织调整，湘鄂布雷游击区的布雷游击任务并入第二布雷区。

国民党海军的布雷游击战，取得了显著战果。

1940年间共击沉日本中型舰15艘、运输舰22艘、商船3艘、汽艇61艘、驳船8艘，击伤日本中型舰14艘、小型舰18艘、运输舰19艘、商船5艘、汽艇49艘、驳船4艘。

1941年1月至5月，计击沉日巨型舰1艘、运输舰8艘、汽艇6艘，击伤日本中型舰3艘、运输舰6艘、商船2艘、汽艇7艘，总数已达251艘之多。

1942年以后，炸沉炸伤日军舰船的数量虽然减少，但是，中国海军布放的水雷对阻止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及闽浙粤桂地区水域的行动，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1945年，对日反攻作战开始后，国民党海军各支布雷队改成扫雷队，清除各地江河和海口的水雷及其他障碍，恢复正常航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