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价格改革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而被留下的另一半任务竟然花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完成，其中必定有故事。

回顾中国价格机制的演变历程，基本可以用两个三十年来划分：

第一个三十年，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79年期间的计划价格体制时期。在这一阶段，包括生产要素和产成品在内各类物品价格的确定权完全都掌控在政府手中（因为不是市场定价，所以笔者没有用“商品”一词），调控机制就是政府手中握有的“两把剪刀”。

第一把“剪刀”是“工农剪刀差”，即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通过人为压低农业产品价格，来降低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实际上就是通过“农业对工业的补贴”，使得工业可以在“有利可图”的环境下快速发展。

第二把“剪刀”是“产消剪刀差”，即是通过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间接降低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实现消费对生产的补贴。

可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基本就是依靠这两把剪刀完成的。

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从1979年开始至今的市场价格体制建立完善时期。1979年至1991年基本属于改革计划价格体制时期，1992年至2000年是初步建立市场价格体制时期，2001年至今则是市场价格体制完善时期。

其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价格闯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同年召开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则出现有关价格改革的“调”“放”两种思路之争（据华生的回忆，当时田源和周小川等人持以“调”为主的意见——通过不断校正价格体系，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张维迎等人则持以“放”为主的意见——通过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1985年两种思路最终被综合为“放调结合”思路，随即价格“双轨制”得以确立，但随后也带来了“倒爷套利”的乱象，而愈演愈烈的乱象直接推动了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但此次闯关又最终在居民的抢购风潮之下（1988年物价涨幅快速攀升至20%以上）宣告“失败”，当年的8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下发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也不得擅自提高”。

这里有一个令笔者记忆深刻的事情，那个时候笔者正在上中学，喜欢听相声，记得当时姜昆有个叫《着急》的相声段子里面说，一个人一次就买了一洗澡盆醋、两水缸酱油、两抽屉味精……这虽有些夸张，但也折射出当时的抢购风有多严重。据统计，1988年仅7月至9月居民存款就流失了300亿元，占到当时居民存款的十分之一。

事后回头看，“闯关”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当时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经济阶段，在供给不足环境下，单边放开价格的管制，一旦居民对于物价将持续上涨的预期形成，抢购必然成风。所以到1992年，伴随中国经济“短缺”状态的结束，中国价格改革的“二次闯关”也就变得波澜不惊和水到渠成了（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1992年CPI涨幅仅为3.4%。

笔者之所以啰嗦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价格改革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把价格放开就行了，况且我们还有“抢购风潮”下恶性通胀的经历，甚至还引发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波动。正是由此，才出现了笔者一开始所说的，从1993年算起至今的二十多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始终留下一半任务没有完成，这一半被遗留下的任务就是“水电油气”等资源品价格、医药价格及资金价格（利率、汇率）仍处于管制或者半管制状态。目前在最新的《政府定价目录》中，仍然列有16大项超过百种的商品价格。

为什么留下的一半任务竟然在另一半任务完成后，花了二十年还没有完成？要知道即便是出现了“价格闯关”的失败，这一半任务也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因为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包括“水电油气”等资源品在内的价格，实际上直接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最低成本，所以事关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同时这些资源品本身所处的行业还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所以改革起来还事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利益分配问题，加之这些行业还是宏观经济意图快速传导的重要抓手，因此该部分价格改革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吃穿住行”等消费端的价格改革。

一般意义而言，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理顺资源的扭曲配置，以及调整旧有利益分配，但由于生产和消费对于价格体系变化的反应快慢不一，所以在任何一项价格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起伏。1988年的“闯关失败”和1992年的“水到渠成”均是例证，但无论怎样，最终都是为了生产端和消费端实现合宜的动态均衡。之后的事情就是，价格的变化一定就是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因为反映出来的一定是供求双方究竟是失衡还是均衡的真实状态，进而宏观调控才能有的放矢。

但是在剩下的这一半价格改革任务中，供给端的增长是有限的，所以很可能出现“一改就涨、一放就乱”的局面。再进一步说，如果价格改革是建立在保护既有的垄断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推进的，那么这一半任务很可能和二十六年前的“价格闯关”一样，被物价上涨所打败。而从本届政府施政以来的举措，显然当政者是想在任期内完成这留下的一半任务。例如，仅2014年一年之内，国家发改委就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一项定价权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价格改革作为资源配置中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实际上背后取决于我们要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因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经济矛盾又首先在生活方式上反映出来。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价格改革，只是一味在“减法”理念下为了改革而改革，那这一半已被遗留了二十多年的任务，恐怕不会在一厢情愿下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