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十余公里长的铁路，随即被清朝官员买回后拆毁。1881年，洋务派官员建成第一条中国人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因“烟伤禾稼，震动陵寝”，一度只能用骡马牵引。随后连续遭遇战争惨败，加之铁路蕴藏的巨大利益，使得官方和民间逐渐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意义。

多条铁路开始筹备修建

惨败于“虾夷”日本，迫使清廷不得不重新自强。1895年，朝廷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再次建议下，同意修筑卢汉铁路，并任命盛宣怀为督办铁路大臣，成立铁路总公司招股。然而筑路资金上再起争执，清廷无钱投资，民间招商无人应股，官方出面举借外债又遭朝臣反对。各方吵嚷之下又过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下定决心修筑卢汉铁路，上奏痛陈“自光绪十五年初议铁路之日起，忽忽八年，自光绪二十一年下诏自强之日起，忽忽又三年”，再不振作则国家必定灭亡。清廷遂同意铁路总公司借洋款修卢汉、粤汉铁路。1905年，借比利时洋款修筑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并由卢沟桥延长至北京，全长一千二百公里，改称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之后的粤汉、川汉、津浦等铁路修筑过程中，出现了更多复杂因素。1898年铁路总公司向美国合兴公司借粤汉铁路筑路款400万英镑，合同附加美方管理行车经营等条款。盛宣怀、张之洞抓住合兴公司被比利时收购的机会，以美方违约为由，发动湘、鄂、粤三省绅商，借助民间舆论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实则是不能让比利时背后的法国继续掌握粤汉路权。在以675万美元价格收回粤汉路权后，其他一些省份都掀起了权利回收运动，津浦路、苏沪路路权和沿线采矿权都有所收回。种种因素促使清廷只能作出向列强商业贷款修筑铁路这一种选择。

铁路成了压死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一种选择合乎逻辑却不合乎实际。战败的屈辱带来了清朝体制内外精英对现代化的渴望，南方回收权利的成功激发了民间精英的爱国热情。在卢汉铁路年度盈利160余万两白银的刺激下，铁路建设的公益性质与地方团体、个人利益形成了激烈冲突，从而演化成哄闹。湖南、湖北、广东的绅士们在收回路权之初，设想民间自筹筑路经费自办，三省各设铁路公司，各修各路。湖南绅士为推举谁来担任湖南公司总理以礼让为名争权，不得不确定三位同级“总理”；广东官绅意见不一愈演愈烈，两广总督岑春煊逮捕在官绅会议上“拍案谩骂”的绅士黎国廉。广东绅士想先修支路盈利，再修干路，湖南湖北则急于修筑干路。三省公约刚一成形，湖南郴州绅士不满由广东代修郴州路段，声明“郴绅为省绅所卖”，要求郴绅自行修建。哄闹中荒废三年，路一寸未修，款远未筹足，每年耗费大量赎路款利息。

1908年后，清廷不能再容忍因粤汉、川汉铁路吵闹不休，先后任命张之洞、端方担任督办铁路大臣，商借外债补民资不足，强力推进。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去世，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室威信明显不足，满族青年新贵急于争权。1909年，大学士、军机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张之洞去世，继任者端方威望、能力均不及。1911年6月清廷在官股仅占2%的情况下，贸然宣布川汉铁路国有化，强令民间集资转为股票，不退现金。成都民间代表遭逮捕，群众抗议遭镇压，同盟会员在锦江上游投入水中数百片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从而掀起四川各地保路同志军起义。清廷抽调湖北新军主力赴四川镇压，却使武汉兵力空虚，从而为武昌仓促起义能够成功提供了机会，结束中国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就这样在民间铁路维权运动中提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