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

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几天了，显然余波未平。除了市场继续以波动和震荡施以报复外，英国国内留欧派和“悔脱派”的情绪需要释放，内政因此陷入混乱，欧盟则在分歧中谨慎而艰难地寻求统一立场。这场变化给中国观察者们带来的思考或许更为持久和深刻。

又一起“黑天鹅”事件

无论是市场还是事后英国民众对脱欧结果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剧烈，主要原因是公投以脱欧为结果，出乎之前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预期，成为不折不扣的“黑天鹅事件”。民调成为公投之前唯一“可靠”的分析工具，但不幸的是，近年来针对西方尤其是英国政治事件的民调往往与结果相背，有关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大选以及此次脱欧公投的民调皆是如此。尽管临近公投前的民调曾一度显示脱欧派领先，但随后发生的议员被刺事件又帮助留欧派重新占优。如果稍后英国对岸的美国出现一位来自纽约皇后区的男性总统，相信黑天鹅就实实在在地洗白了。

“黑天鹅事件”频发，意味着西方政治和社会正进入碎片化的无序状态。正如英国敏锐的观察者早在公投前就注意到的那样，代际鸿沟和地区差异使得“英国旧体制的支柱已经出现裂缝，联合王国很少出现过如此分崩离析的情景”。已退守至区域阵地的英国主流政党，在疑欧派以“反欧盟、反移民”为议题掀起的政治攻势面前无力应对，只能抛出全民公投这一“民主法器”救急，其结果也恰恰反映出英国社会的分裂状况。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出现了极端政治势力跟风效仿的态势，无论是针对欧盟还是欧元区的脱离议题被炒作，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欧洲政治的常态。当黑天鹅正在变色之际，欧洲各国有必要认真检视自身体制的成色和结实程度，否则难以避免类似现象重演。

部分精英与民粹政治的合谋

导致脱欧这一“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当然还有全民公投这一“民主形式”。在西方原本的制度设计中，公投作为直接民主的形式，是为避免代议制的冗长和官僚机构的惰性，而直接将重大内政外交问题诉诸民众，曾被视为对代议制民主“有益和有效的补充”。但公投本身难以避免的问题是，陡然成为决策主体的民众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信息来源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一旦缺乏有效的专业引导，就有可能在做决定时受到知识和信息、情绪、偏见乃至个人利益计算等因素的影响。在公投前的竞争中，留欧派向民众呼吁的实质上是一种看重国家既得利益和发展环境的集体理性，而脱欧派突出移民问题对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的冲击，强调的则是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权衡。在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全民公投中，基于个人境遇和利益的理性被放大，显然比看似飘渺的国家利益更有说服力。

因此这似乎是一场民众对精英、“民粹对民主”的胜利。从公投前夕英国媒体选边站队的情形可以看出，读者群偏向精英阶层的媒体绝大多数都支持留在欧盟，而以太阳报系为代表的多数小报则选择脱离。但不要忘了，首先挑起公投脱欧议题的正是精英云集的保守党议员们，而让公投走上程序并最终付诸实施的正是典型的英国政治精英——卡梅伦首相本人，高举脱欧大旗让保守党进一步分裂的约翰逊也是不打折扣的精英。因此，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现实是，类似全民公投这样的“民主形式”，实质上成了怀揣个人和党派私利的部分精英和民粹政治的合谋。因此利用和通过公投将英国抛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的，显然不是1700多万选择脱欧的英国民众，而是回避政治责任、夹带政治私利的英国政治家们。西方媒体为了挽回一些公投带来的负面冲击，正试图在“民主主义者”卡梅伦和“民粹主义者”法拉齐之间进行切割，但这场公投及其结果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两人密切合作的产物。这种切割除了能宣泄一些悲情外，对于英国民众和英国的未来命运而言，毫无意义。

中国再次“被赢家”

正如英剧剧情的跌宕，英国脱欧尘埃尚未落定，接下来的“二次公投”、脱欧谈判、英欧关系重建乃至苏格兰问题都会继续吸引眼球，但已有西方战略家要迫不及待地转移焦点，推断出无论后事如何，中国已是英国脱欧的“最大赢家”了。

这依然是毫无新意的对中国的捧杀了。从阿拉伯地区动荡、乌克兰危机再到英国脱欧，在近年来的任何地缘政治变动或危机中，中国都会“被赢家”。中国的稳定和西方的动荡的确形成了对照，中国也没有因为执行粗暴的对外干涉政策而深陷外部动荡的泥沼，因此有此一说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据此得出中国“乐见其乱”的结论就恕不接受了。中国是英国和欧盟的重要伙伴，自然乐见双方能以合理、有利、双赢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否则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于中国来说亦非幸事。如果要说最大的赢家，除了在公投前临阵倒戈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借脱欧公投得以壮大的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齐，恐怕还是那位英国对岸的纽约人，这或许才是西方战略家们真正的隐忧所在，也是要将英国脱欧后的舆论视线和矛头转向中国的真实动机。▲（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