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皓

2014年11月24日晚7时半，冯其利先生因脑梗引发肺部感染不幸驾鹤西去。噩耗顿时传遍京城史地民俗界和朋友圈，令人哀痛惋惜。许多媒体和报纸也跟进报道：冠以“清王坟研究第一人”，“平民清史学家”，“著名满族民俗学者”，“草根熬成大学者”等标题，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和老冯的生平。更有人称其为“京城奇人”。

老冯生于1949年10月，自幼在老北京胡同中成长，青年时赶上文革动乱，学业荒废。后来他被分配到北京压缩机厂当工人。工作后，他对本职工作并没太上心，却在热心师傅的引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先后自学了日语和明史。1978年，他认识了原《学习》杂志主编、后任科普出版社总编的郑公盾先生，通过为郑先生整理抄写稿件，接触到许多国内知名学者并时常求教，学识得到极大提高。后来他渐渐对清史和北京史地民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利用郑先生的国图专家借书证，反复研读了《清史稿》，浏览了大量研究清史的书刊，做了大量阅读笔记和心得。老冯于80年代初首次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以后多有文字被各家报刊登载。目前他传世的专著有《清代王爷坟》《寻访京城清王府》《京郊清坟探寻》（杨海山协助整理出版）。他曾协助几家出版社、图书馆及档案馆编辑了《爱新觉罗宗谱》《民国北京名人地址索引》《石景山文物胜迹大全》《朝阳区地名志（墓葬部分）》《门头沟地名志（墓葬部分）》等。他还与友人杨海山共同编纂了满族沙济富察氏、费莫氏宗谱等文献。圈里人明白，若不是他过早地离世，老冯还能写出很多有价值的作品。

探寻神秘王爷坟

1982年7月，老冯偶从《北京晚报》上获悉，辽宁抚顺萨尔浒古战场开放，展出的众多石刻都是清初从北京西郊隆恩寺运去的。出于好奇，老冯在休息日去了隆恩寺。他沿着山路走上去，发现该地有一处规模巨大的墓地遗址，当时还保留有多个直径近十米的夯土宝顶和建制豪华的地宫，残留的虎皮墙，四周还有散落的石料和挺拔的白皮松等遗存。经打听，才知此处是清代的一处王爷家族墓地，可谁也说不清这些被埋葬的王爷是谁？好较真的他几番询问，打听到了溥杰先生住在护国寺街的一所四合院，就前去拜访素未谋面的溥杰先生。老冯大胆地敲开了溥杰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溥老先生。说明了来意，溥老热情接待了他，可他也说不清墓主是谁，但溥老告诉他清代宗室王公在北京及周边有众多家族墓地，建制讲究，等级严格，虽然大都损毁于乱世，但还保留了相当多的遗迹，目前仍是一笔“糊涂账”，如果能搞清楚，实为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并鼓励他进一步深入探索。溥老明白，想要探寻这些王爷坟，免不了要和这些坟主后裔们打交道。为了方便老冯，作为当时皇族后裔们心目中的“族长”的溥老，当即写下一份“手谕”，大意是：冯其利作为一名汉人，不辞辛苦，做了我们本该做的事情，如遇到他来访调查，要尽力帮助他……溥老的话点醒了老冯，坚定了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的信念。后来几经辗转，老冯先是找到看坟人的后裔，又通过他终于找到了隆恩寺坟主的后裔，住在福绥境地区的曾大夫。谜团终于解开，曾大夫告诉老冯，她的先辈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即清朝初年的饶余敏亲王。老冯又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在抚顺展出的那些石刻，是1927年少帅张学良为其父张作霖修建陵园时，特地购买、拆运过去的。初战告捷，使老冯增添了继续探寻的热情。

1983年初，老冯特地弄到几份北京测绘局编的京郊地图，开始了他走火入魔般的探寻历程。从此，他心里只想着这件事，时刻关注着书籍报章及文献史料上的有关信息。凡是地图上带“坟”和“碑”或“宫”，以及某某“福地”等的地方，他都要去。那时他主要是利用公休节假日外出考察。几年下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京郊大地、荒野丛林、山岗沟壑。他先以京郊为主，后范围又扩大至蓟县、遵化、易县、涞水等东、西陵周边。很多墓葬处于山根、山坳的偏远地带。他不会骑车，只能乘公交和步行。

老冯天生平足，走长路就感到吃力。最初几年的考察着实让他吃了不少苦。他经常天不亮就出门，带几个烧饼一瓶水，住2元钱一晚的大车店。很多次，他因路程遥远，到了现场已过中午，还要掐算好回程的长途车，而不得不缩短采访。外出考察回家，他要整理采访笔记，对照史料记下心得要点。他曾因采访过晚又迷路，曾在一座破庙里留宿到天亮；也曾在刺骨的寒风中久等长途车被冻僵过；甚至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盗墓团伙的“探子”。老冯身体底子不太好，30岁左右不幸患上慢性肾炎。当时他生活拮据，一家三口借住在菜市口南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不足9平米的偏房里。他只得以铺当桌，常年笔耕不辍，有时从天明抄写到天黑，却乐此不疲。

王爷坟周围的村庄里都住有“看坟户”的后代，这些人家的先辈有当初随统兵的“主子”入关的、也有的是王爷家的世代“家奴”。有些坟地旁甚至有“坟主”的后代居住。那是因为清朝灭亡后，王公贵族家失去俸禄，家道逐渐败落，皇族后裔只得靠变卖祖产为生，直到城里无法谋生，有些人干脆就搬到祖坟地居住，务农为生。老冯每到一处遗址，先要打听看坟户里的知情人，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他眼里都是“宝贝”，他们能给他讲述很多亲身经历过的鲜活历史和逸闻，对照他们的口述，可以理清历史脉络。他也感到抢救这些“口碑”的意义，老人一旦故去，这段历史就将封存于世。每当看见坟地里的驮龙碑，他都仔细抄写碑文，有时一抄就是半天。不论是皇帝诰封还是本家自撰的碑文，都以不同的视角记述了墓主的生平，不仅生动有趣，还能补充正史。

原先北京城外近郊也曾有过很多王公家族坟地，如：公主坟、八王坟、五统碑（木樨地）、豫王坟（大北窑）等等。80年代，近郊大部分都已是政府机关、部队大院、工厂、医院、学校、住宅小区等，要想寻找到知情的老人已很困难。1986年5月某天，老冯调查东直门外十二陵，一上午“地毯式”搜寻无果。接近中午，才打听到小亮马桥居民区的启家，得知知情人启恩绪住在新源里某粮店对面（无楼号）。直到下午1点35分，因找不到启先生，他就坐在路边休息。不一会儿，见到对面走来一位老人，一问竟是要找的启先生。有一次老冯去高碑店打听第五辈豫王坟，村里人让他去找“傻骆驼”张成祥老人，说是他亲自打开的地宫。他找到老人居住的敬老院，才知老人昨晚还在看电视，嗑瓜子，没想到半夜就离开人世，终成憾事。

1984年，调查郑王坟时，他在西郊八里庄寻找郑王后裔金晏煦先生，遍访无果。后巧遇一位捡垃圾的老人，告诉他金先生住在哪儿，使他最终找到了金先生，求得许多珍贵的口述。老冯曾拜西城区一位拉泔水车的老人为师，他年轻时在辅仁大学读书，对近代北京历史文化研究造诣颇深。老冯明白，如果看轻这些老人，不虚心求教，就与鲜活的历史失之交臂。不断的探访也逐渐扩展了老冯的人脉和见识。他善良朴实的人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的精神打动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新的目标

老冯最初是要搞清楚京郊这些皇家坟地的来龙去脉。随着探索的深入，他对老北京传统历史文化的兴趣也愈加浓厚，探寻的层面也逐渐拓宽。他询问看坟人，他们不仅仅只告诉他坟地的事，有时连坟主的家——王府在城里什么地方、啥时变卖的府第、与祖坟地有什么联系、家族变迁情况等细节都能告诉他。随着线索不断增加，老冯意识到王府和王坟就像一个东西的阴阳两极，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与此同时，老冯也时常穿梭在京城内的街巷胡同里。他又确立了新的探寻目标——京城内的王公府第。

探究王府虽然不用跑远路，但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更难。分布在北京内城（东、西城）的王府历史沿革十分复杂，很多都跨越了明、清、民国和共和国的漫长岁月。大多数非“铁帽子王”的府邸，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就曾住过多位王爷家族。除一些被机关使用，已为世人熟知的大型府第，如：恭亲王府、醇亲王府（南、北府）、礼亲王府、郑亲王府、庆亲王府、孚郡王府、涛贝勒府等外，当时还有更多的中小型府邸分布于街巷胡同里，被各家单位、机关干部宿舍或学校等占用，且有相当多的府邸已格局不整、损毁严重。那些曾经住在王府里的皇族在清朝灭亡后，家业败落，直到丧失家园后各奔东西。有意思的是，他还帮助不少“坟主”和“看坟人”的后代重新建立了联系，恢复了“世交”。

在寻访过程中，老冯先后结交了不少知名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贤达，仅皇族后裔就有近800位。这些阅历非凡、学问深厚的老先生们给他悉心赐教，指点迷津，使他受到了深刻感染和启迪。广泛的人脉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线索，帮他破解了无数难题。与此同时，一些公主府和公主坟、蒙古王府及其坟地（在京郊数量极少），还有达官显贵家族的宅邸及其坟茔，也都纳入老冯探寻的视野。在清朝，皇族与蒙古王公及达官显贵家族之间在政治上或血脉里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他们的府第和坟茔曾是京城一道独特而显赫的景观。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历史遗迹也必然会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腾飞中逐渐湮没。知情人也会越来越少。有一天，他与恒兰先生聊天，随意问到一个问题，没想到老先生挺认真，要郑重地给他上一课。老冯当时没带笔和本，就推说不行，等某天专门登门请教。没想到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恒兰先生由于心梗突然离世，令他后悔不及。老冯顿感到时间紧迫，也加快了抢救历史文献与口述采集的脚步。

最令他感动的是，采访到的所有爱新觉罗家族后裔们，都给予了他真心的帮助。历经多年的艰辛与周折，他走访调查了150余座王公（包括蒙古王、公主和非皇家世爵王公）府第、80余座王坟、30余座公主坟，还有100多座清墓，由此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理清了这些王公贵胄家族的身世、府第及其所属坟地的历史沿革，为今后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潜心研究，再攀高峰

老冯在调查王爷坟的初期，圈子内的一些专家对他的研究路数并不看好，认为那些早已破败不堪的坟地没有多少探究价值。但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地理和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凋敝的遗迹在不断消失，地面上的石碑石刻也不时被盗走，有的虽然名义上被保护但已面目全非，更有的遗址经过拆迁改造后连地名都改变了。1983年他去郎家园调查豫王坟时，在当时的金属结构厂里还能看见坟圈的宫门、朝房、残墙等地面建筑。80年代末，那里拆迁后建成了高楼林立的国贸中心。大望路一带的“八王坟”“松公坟”遗址也在近些年被一片高楼覆盖。城里的王府也在劫难逃。西直门内的贝勒永府、阜成门内金融街的卓公府、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的伦贝子府、西单西斜街里的扎公府等都在近十年内拆除，还有很多遭到破坏性“整修”。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家族不同于历代封藩制皇族，他们在京城生活、繁衍，又是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研究这一独特家族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术界早有学者想研究这一课题，但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等限制，无法充分深入地展开。

几年后，老冯多有关于清朝人物、皇族、逸闻、府第、墓地的文章陆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有些文章史料翔实、论证充分，破解了不少历史疑点和讹传，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圈内人的关注。此后，他关于王府、公主坟的系列文稿也先后被《北京文史资料》等刊载。他还纠正过被认为是了解北京风物的经典古籍《燕都丛考》里关于王公府第条目的多处纰漏。为便于研究和交流，他先后加入了“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北京史研究会”等民间研究组织。

1996年，他的首部专著《清代王爷坟》出版，在史地民俗界引起不小反响，得到了各方肯定，被公认为“填补了清史研究的空白”，“清代王爷坟研究第一人”等。随着他名声不断扩大，引来不少皇族后裔纷纷求助。曾因乱世纷繁、家道败落、宗族分裂而丧失家谱，很多皇族后裔搞不清自己家是出于哪一宗支。老冯依靠自己多年积累的史料，解决了许多困扰他们多年的难题。不管是上门求教还是电话询问，只要他们能说出一些简要清晰的线索，如：上辈们的经历和姓名、老宅或老坟的地点等等，老冯会立马取出他那贴满标注的《爱新觉罗宗谱》中的一册，不一会儿就能给予准确答案。礼亲王后代、西城政协文史办负责人金诚先生称老冯为“活的宗人府”。

老冯夫妇俩同在南三环赵公口桥外的北京压缩机厂工作。两口子于90年代中期从厂里分得一套50平米的两居室经适房，位于刘家窑桥外的石榴园，离厂子不远，从此再也不用每天上下班赶路了。亲朋好友给他们凑了一笔钱补足了房款，简单做了装修。居室不大，仅有的一个书柜放不下他的所有书稿和资料，只得塞进床底下。而老冯却利用阳台一角，开辟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小“书房”，可以自得其乐地看书写字，开始了他写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可是不久，他们两口子都下岗了，儿子还在上中学，他还要赡养年迈的老母亲，日子顿时感到窘困起来。老冯那时不断地写作、投稿，时常还有一些单位请他去讲座，能挣些外快。熟知他的刘毓煊老先生帮他找了个差事，让老冯到他侄子的公司——飞达集团上班。他们叔侄二位都赏识老冯的人品和学识，刘总除了让老冯拿一份工资外，没给他安排什么具体工作，只是为他提供一个地方，继续他的研究，还能经常一起切磋。公司总部在昌平，虽然远点，但每天可搭乘往返的班车，这让习惯早起的老冯感到自在。这样悠哉的日子不到三年，刘总却因重病离开人世，这家集团不久也散了摊子，老冯再次下岗。

2000年，主管《北京文史资料》的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李大钊的外孙女、老朋友贾凯林女士和首图地方文献部负责人韩朴，出于爱护和同情，把老冯介绍给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任志，让他发挥自己的专长，作为外聘人员协助馆里查阅整理旧京档案。档案馆是按临时工标准，每月工资600元，根据工作量可上浮一些，这让老冯已心满意足了。他觉得这地方安静，与尘世隔绝，离他家就两站地，上下班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安心研读，查阅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史料，是一次难得的“再学习再提高”的机会。起初，馆里让他做些旧档案的整理工作，这在别人看来是一项枯燥的苦差事，可他却乐在其中。几乎每个工作日，他不到七点就赶到办公室，看报打水收拾屋子，想好当天的计划，然后调档、查阅、记录、整理。他常常最早一个调档，一大摞材料，一抄就是一整天。有时赶任务活多，误了食堂饭点，他就吃些点心和西红柿凑合一顿。多年的积累，使他做这项工作如鱼得水。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对老北京史地不熟悉，经常请教他，甚至有个别陌生字也问他。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馆里准备举办相关的专题档案展览。为准备抗战爱国名将佟麟阁（1892-1937）的资料，老冯回忆起以前查档时看到的一条线索——“佟麟阁的牺牲地在时村”。他连忙赶到位于南三环赵公口桥外一里多地的时村，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几位七八十岁的知情老人，获得可靠线索，最终找到了佟将军与日军激战时殉难的准确位置，揭开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谜底。

老冯的能力得到了档案馆同志们的肯定，领导把他从保管利用处调到研究室，定为“特聘馆员”，工资调到每月1600元。对他来讲，在档案馆度过的光阴是幸福而充实的。在此期间，他又发表了《清朝王公府第》《京郊清坟探寻》的系列专题文稿，和大量有关清史和民国的文章。他的名声也广为传播，不仅皇族后裔，很多文史爱好者甚至专业学者都慕名前来馆里向他求教，而他也毫无保留地一一解答他们的疑问，热心与他们交流。

2006年，老冯的第二部专著《寻访京城清王府》在几经波折后终于问世。这部被压缩到20多万字的著作，如同他的《清代王爷坟》一样，被业界公认为是研究京城王公府第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本书涉及了清宗室王公、蒙古王公、汉军世爵等府第的源流及演变，内容丰富，厚积薄发，文笔流畅。书中大量一手信息，都是他多年实地考察和采访所获，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老冯并未因此而获得可观的稿酬，但他还是自己拿出相当多的钱，再加上皇族后裔金焘纯先生资助一部分，总共7000余元，自费购买了200本，赠送给曾帮助过他的老师和朋友们。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老冯的注意力又聚焦在遍布城区郊外的旧井盖上去了。朋友们又是纳闷：这井盖有啥搞头？可是他明白：看似不起眼的井盖，却反映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专门的井盖研究会。这对老冯又是一件苦差事。他计划着按区域进行地毯式“扫荡”，从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井盖进行详细调查开始，分别记述了井盖的铸造单位及年代、地域分布特点、类别，以及井盖上的文化现象，进而扩展至各区县。将近两年时间，他抢救性拍摄了无数块有特点的井盖，写成系列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档案史料》上。

2010年，在档案馆一晃10年过去了，老冯已过退休年龄。领导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与他解除了聘约，好让他回家安心养病休息。一向闲不下来的他，在家没待多久，仗着他跟首图的老关系，又每天按时去那里翻阅旧报纸、旧资料，记录拍照，为他的民国北京史地研究寻找充分的素材。每天一开门，他就扎进地方文献部阅览室，一干就是一上午。中午他在那里花十元钱，吃一份盒饭，接着再干一会儿，下午两点钟，起身回家。

老冯的研究成果对北京的城市生态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具有重要价值。他摆脱了常规学者的“范式”，靠自己的勤奋与执着，用双脚艰难地出了自己的“路数”，成为一名不可多得的大家。他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达三十余年，不为世间的虚华所浸染，淡泊名利，为广大朋友和业界人士所称颂。《寻访京城清王府》的责任编辑刘向宏这样评价：“处世原则简单率性，毫不矫饰，仿佛不懂与时俱进为何物，他是现今社会少有的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

老冯除了治学态度严谨、认真、负责，更是一个不忘旧情、乐于助人的人。2003年和2004年春节前，老冯都让我开车送他到东坝的一所敬老院，看望一位曾帮助指点过他的皇族老爷子，老人当时已年逾80，孤寡失聪。每次要离开时，老冯都要给老人放下200元钱，表示一点心意。

何连生（1948年生）是全国著名的象棋大师，也是作家阿城成名小说《棋王》里主人公的原型，他从小和老冯同在先农坛体校象棋班学习中国象棋，师从棋坛名宿侯玉山（1912—1993）先生。何大师一生坎坷，前几年不幸身患脑淤血住在门头沟偏僻山区里的一家敬老院，生活已不能自理。老冯得知他师兄身陷危难后，就约他们棋班的另一个师兄何左锋一起去看望何连生。当时，何大师病情很危险，一天的护工费就要150元，何大师每月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多。他们两个人当场一共给他放下了1000元以解燃眉之用。老冯还要我把这一情况通过朋友圈呼吁一下，让何大师的亲朋好友尽快知道，为治他的病捐资出力。

老冯患有肾炎、糖尿病、高血压、白癜风等病。近几年，又出现尾骨突出的毛病，使他走一段路就要坐下歇一歇。常年超负荷的劳作，终于让浑身是病的他支撑不住了。2013年刚入冬，老冯觉得有些气短，不大舒服，就到一家不远的社区医院去看病，打了点滴。没想到的是，这样的疗法也使他血流加快，原本已栓塞老化的脑血管出现破裂，造成严重的脑梗。2014年11月24日晚七时半左右，老冯离开了人世。

老冯可贵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让人们深深敬佩。他毕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有许多课题还没来得及完成。他过早地离世，是北京史地民俗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