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是怎样当国家图书馆馆长的

任继愈，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一个人在去世以后，人们最怀念他的究竟是什么？是他创立的不朽功业，是他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还是他高尚的道德人格？在我国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老同事们回忆起与老馆长朝夕相处的日子，谈论最多的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他给国家图书馆建了多少楼、收了多少书，而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平凡无奇的小事，正是这些平淡如水的小事至今萦绕在人们心中。

爱古籍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古籍整理中，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皓首穷经，孜孜不倦。

“他难道不想自己写点儿东西？来找他要求重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社也很多，但他都不同意。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担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当时心中就有这样的疑问。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招的几位博士生，业务水平出众，很适合编辑岗位，但因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不如自己搞研究有名有利，最终纷纷出走。

“留不住人”成了郭又陵心中的痛。郭又陵向任继愈汇报了相关情况，任继愈沉默了一会儿对郭又陵说：“你们要对年轻的编辑把情况讲清楚，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发展得很快，但是文化建设的高潮还远远没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给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做好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文献整理的准备。”郭又陵恍然大悟，原来任继愈编这么多书，就是在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典籍，方便后人研究。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任继愈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他曾经跟郭又陵说，我今年92岁了，估计自己还能活5年，够我把这两部书写出来。结果，任老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著作的评奖。以他的贡献和地位，拿一个出版政府奖是很容易的，但他绝不参评。不但如此，他甚至拒收《中华大典》的编辑稿费。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每月花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郭又陵说。

爱读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不达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大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认识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文物价值，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了这项重任。他对时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家图书馆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有。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家图书馆正门需要绕很长一段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亲自去找北京市市长，才给国家图书馆门口留了一条斑马线。“只要是方便读者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去做。”曾任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说。

爱员工

任继愈是一位很细心、时刻为他人着想的老人。每次上班时，他都不让司机把车停在办公楼的门前，而是早早停下，他自己多走一段路。因为他发现，如果车停在门前，会对进出上班的员工稍有妨碍。在他从馆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大会上，他说了一段话，至今让许多人感动不已：“我到国图担任了十八年的馆长，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没有做什么，我记得只有一件事是我做的：刚搬进新馆办公楼时，门口的玻璃擦得很亮，好多人没注意，往往会一头撞上去，有一次还伤了人。我发现这个问题后，让后勤的同志在玻璃上贴了几条彩条，让人知道这是一扇玻璃，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发生撞门的事了。”

爱同行

任继愈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也是全国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他非常重视国图与其他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在他从馆长职位上退下来时，与馆班子成员有过一次集体谈话，他说：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只有一件事要特别说一下。我们馆里曾立下了一个规矩，兄弟图书馆的馆长们到馆里来参观、办事，无论大小，只要有时间，都要见见面，一起吃个饭。希望今后把这个传统坚持下去。国图的事要靠大家支持，要与兄弟馆搞好团结，共同把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事业搞好。任继愈这话其实是有感而发的。以前，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个大馆的关系并不太好，任继愈在1987年担任馆长以后，很快就去上海，登门拜访了比他年长的顾廷龙馆长，两位老人握手言欢。

爱幽默

每年新年，国家图书馆照例要开一次离退休人员茶话会，许多老同志赶来就是为了见一见任继愈，向他问问好。此外，还要开一次全馆员工大会，任继愈总要讲讲话。每次讲话都不长，讲话的风格也都基本一样——讲一个小故事、一个笑话，说明一个大道理。有一年的讲话主题是谈图书馆的服务，任继愈半开玩笑地说：馆里博士论文阅览厅墙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本来很好，但我每次看到，心里总不是滋味。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换换，因为它总是让人产生联想，似乎在批评我们让读者为了找一本书、一册期刊而感叹“路漫漫其修远”，上楼下楼求索无门。大家在一阵笑声之后，留下了许多思考。

不爱钱

在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们口中，流传着任继愈“不爱钱”的许多故事。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那时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我给老先生送去了，拒收。他说我有衣服，要置装费干什么？我说这是规定，他就不要。但是现金领出来了怎么办？再送回去吗？在账上怎么办？财务那儿也不收，手续很麻烦。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他秘书出的主意，说任先生有一笔支出。因为他当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知名度很高，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人老给他写信，大部分是不认识的，让他帮忙查书，然后影印。影印是要花钱的，正好用这笔置装费在秘书科专门建一个账，一笔一笔从这里走。”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书是他的一个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20世纪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才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这位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到边疆之后，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任继愈说，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作为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根本不是学生出的，“一个边疆省份的清贫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哪能拿出来一万五啊，这是任先生自己掏的钱。我把钱给任先生退回去，任先生不收，我也不能收。没多久，我突然收到一份捐款证书，是‘母亲水窖’发给我的，写的捐赠人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只要对方来自图书馆、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地，他都免费题字，分文不取，而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他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继愈家里没什么东西，就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山东省平原县的图书馆，他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说：“在任老的身上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所共有的那种特点：深沉厚重的爱国精神、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任老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国图人要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摘自《人物周报》）